好古勤学是“风雅宋”的底色

南宋 刘松年《四景山水图》

宋代是中国文化史上的高光时代。宋代的文人士大夫在诗词书画等方面成就斐然，令人叹绝。于是，他们“好古勤学”的一面就有意无意被遮蔽了。

近代学者王国维曾说，宋代学术，方面最多，进步亦最著，近世学术多发端于宋人。在西方考古学传入之前，中国传统的证经补史之学即金石学。这门艰深的学问为宋人所创，其于搜集、著录、考订、应用各面，无不用力，而且影响至今。已故考古学家夏鼐先生多年前写过一篇《沈括与考古学》，说沈括的《梦溪笔谈》用冶金学原理解释古剑，用光学来解释古镜，用民族学材料来比较汉画像石上的古衣冠，并且已经注意到古代地形和气候的变化，堪称现代环境考古的前身。

北宋时期的文坛领袖欧阳修，热衷于收集金石器物。他晚年自称“六一居士”，“六一”包括藏书一万卷、集录三代以来金石遗文一千卷等。欧阳修的《集古录》（又名《集古录跋尾》），是对家藏金石铭刻拓本所作题跋的汇集，收录周秦至五代金石文字跋尾 400多篇，遂成学术史上现存较早的金石考古学专著。

宋代涌现出一大批收藏家，除欧阳修外，还有刘敞、夏竦、李建中、李公麟、苏轼、米芾、赵明诚……比如夏竦“性好古器奇珍宝玩。每燕处，则出所秘者，施青毡列于前，偃卧牙床，瞻视终日而罢”；画家李公麟“平日博求钟鼎古器，圭璧宝玩，森然满家”；米芾“遇古器物、书画则极力求取，必得乃已”。

李清照的《金石录》后序记述了她与丈夫赵明诚收集、整理金石文物的故事，正是当时文人好古的真实写照。“取上自三代，下迄五季，钟、鼎、甗、鬲、盘、彝、尊、敦之款识，丰碑大碣、显人晦士之事迹，凡见于金石刻者二千卷。皆是正讹谬，去取褒贬……”夫妻二人节衣缩食，极力收藏，真的是“几案罗列，枕席枕藉，意会心谋，目往神授，乐在声色狗马之上。”

南宋 佚名《盥手观花图》

最著名的古器收藏家当属宋徽宗赵佶。大观初年，内廷“凡所藏者，为大小礼器，则已五百有几”；政和年间为最盛，“时所重者，三代之器而已，若秦汉间物，非殊特，盖亦不收”；宣和之后，“则咸蒙贮录，且累数至万余”，有稽古、博古、尚古等阁，专门陈列古器书画，堪比大型博物馆。

据统计，宋代有姓名可考的金石学家超过60位，宋人编撰的金石学著作有119部之多。今天我们了解的古代青铜器器型，钟、鼎、鬲、敦、簋、尊、盘、匝……都来自宋人的梳理、定名。

孔子说“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代表了儒家对博闻多识的追求。这种“多识”的追求发展到宋代，就成了一种“尚博”的风气。宋代许多文人不仅精研经、史、文，而且广涉天文、地理，知识结构的深度和广度都有了不小的拓展。

蔡襄，我们知道他是著名的书法家，却不知道他是泉州洛阳桥的建造者，对北苑制茶业的质量提升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他写有著名的《茶录》，还有《荔枝谱》传世。

范成大，素有文名，与杨万里、陆游、尤袤合称南宋“中兴四大诗人”。他在广西时著有《桂海虞衡志》，全面记载了广西古代山川风物的方志，是研究宋代广西各少数民族民俗风情的难得资料，具有重要的民俗学价值。晚年隐居石湖后，范成大全力经营范村，以其地三分之一植梅，专门著有《梅谱》。

韩彦直是抗金名将韩世忠与梁红玉之子。他在知温州任上编撰《永嘉橘录》，系世界上第一部柑橘学专著。

北宋 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局部）

《四库全书》中收集的图谱录志类，唐代仅有6部8卷，宋代则有48部260卷。以花卉谱录著作为例，现在已知有记载的唐、宋两代作品约为35种，出于宋代的就占了30余种。宋人爱牡丹，有欧阳修的《洛阳牡丹记》、丘濬的《牡丹荣辱志》、陆游的《天彭牡丹谱》、张邦基的《陈州牡丹记》等。梅兰竹菊更是常见，如《梅品》《刘氏菊谱》《范村菊谱》《百菊集谱》《金潭兰谱》《兰史》《竹谱》《续竹谱》。此外还有香谱、石谱、砚谱、酒谱、食谱……怪不得有学者感慨：“可见格物致知，用心于一器一物之微；踵事增华，效力于一谱一录之编，乃宋贤之所长也。”

当我们向往那个“风雅宋”的时代，追慕那些灿若星辰的名士文人时，不要忘记，好古勤学才是他们的底色，更贴近他们的气质。传统文化之传扬、复兴，今人或可向宋人学习。（闻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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