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跟前妻复婚，可她始终不肯原谅我，不就是以前打过她吗？

腊月二十三，小年夜。

我拎着两箱牛奶、一袋砂糖橘，站在前妻张秀兰的出租屋门口，手指悬在门铃上，迟迟没按下去。

楼道里弥漫着隔壁炖排骨的香气，暖黄的声控灯"啪"一声亮了，又灭了。我深吸一口气，刚要按铃，门从里面开了。

秀兰拎着一袋垃圾出来，看见我，脸上的表情像被北风吹僵了一样——先是愣，然后是冷。

"你来干啥？"

"秀兰，我……我想跟你谈谈。"

她侧身出来，把门在身后带上，声音不大，却硬邦邦的："赵建国，咱离婚都三年了，有啥好谈的？"

我赔着笑把东西往前递："快过年了，我寻思你一个人，也没个人照应……"

"不用你操心。"她绕过我，踩着拖鞋下楼扔垃圾，头都没回。

我站在原地，听着她的拖鞋一下一下拍打楼梯台阶，那声音闷闷的，像拍在我心口上。

我叫赵建国，今年四十七，在镇上开了十来年的五金店。和秀兰结婚十九年，有个儿子在省城读大学。三年前，她跟我提了离婚，我没同意，她就自己搬了出去，后来法院判了。

说实话，我到现在也没太想明白，好好的日子，咋就过不下去了？

不就是以前脾气大，动过她几次手吗？

哪家男人没点火气？再说了，后来我不是改了吗？最后那两年，我碰都没碰过她一根手指头。

可她不肯信，不肯等，硬要走。

秀兰扔完垃圾上来，看我还杵在门口，叹了口气："东西拿回去，我不收。"

"你就当可怜可怜我——"

"赵建国。"她打断我，声音突然抖了一下，"你走吧，我求你了。"

她进了门，锁扣"咔嚓"一声落下。我隔着门板，听见里面传来一声极力压低的哽咽。

那一刻，走廊里的灯又灭了，黑暗裹住了我，连影子都没有。

我没走。

东西搁在她门口，我一个人去了街角的小饭馆，要了二两白酒、一碟花生米。

酒入喉，辣得嗓子发紧。我盯着窗外街上挂的红灯笼发呆，脑子里全是过去的事。

我和秀兰是媒人介绍的，她娘家在隔壁村，人老实，干活利索。结婚那年她才二十二，穿一件大红棉袄，低着头朝我笑，脸颊红扑扑的。

头几年日子紧巴，我白天在建筑工地搬砖，晚上回来累得腰都直不起来。秀兰从没抱怨过，就着咸菜也能把一家子的饭张罗得妥妥帖帖。

第一次打她，是儿子三岁那年。

五金店刚开张，生意不好，赔了一笔货款。我在外面喝了酒回来，她说了句"你少喝点"，我也不知道哪根筋搭错了，一巴掌就扇过去了。

她没哭，也没喊，就捂着脸蹲在灶台边，眼泪顺着指缝淌下来，滴在地上的瓷砖上，一滴一滴，特别清楚。

后来我酒醒了，心里也后悔，可嘴上拉不下脸道歉。她也不提，第二天照常给我煮面条，上面卧着两个荷包蛋。

我以为这事儿就这么过去了。

可它没过去。就像墙上的裂缝，看着不大，风一吹雨一泡，越来越深。

之后的十几年，生意好的时候还行，不好的时候，我那火气就跟锅炉似的，一点就着。摔碗、砸凳子、推她、打她……最严重的一次，她左胳膊脱了臼，邻居王嫂陪她去的医院。

那次她在医院给她妈打电话，没说挨打的事，就说自己不小心摔的。我站在病房门外听见了，心里酸了一下，但也就那么一下。

我总觉得，她忍得住。她一直都忍得住。

直到三年前那个秋天。

那天傍晚，秀兰炒菜时切到了手指，血滴在白菜叶子上，红白分明。儿子在旁边喊"妈你流血了"，她低头看了看那道口子，忽然放下刀，坐在厨房地上，大哭起来。

那不是普通的哭，是从肚子深处拽出来的那种哭，像一根绷了十几年的绳子突然断了。

儿子吓得不敢动，我也吓住了。

第二天，她说要离婚。

我以为她跟以前一样，说说就算了。可这回不一样——她把户口本、结婚证、房产材料全收拾好了，码得整整齐齐放在桌上，旁边压着一张纸条："建国，我撑不住了。"

就这五个字，比她哭还让我慌。

离婚后我才慢慢察觉，家里少了多少东西。不是少了家具摆设，是少了声响——锅碗瓢盆的叮当声，缝纫机踩踏板的咔哒声，她半夜给我掖被角的窸窣声。整个屋子空荡荡的，跟庙似的。

这一年生意不好，我血压也高了，一个人待着，越想越觉得不是滋味。于是托人打听到她租房的地址，想着小年夜来认个错，劝她回家。

可她那句"我求你了"，像一根针，扎在我最软的地方。

小饭馆的电视里在放春晚彩排的新闻，喜庆的音乐闹哄哄的。老板娘收桌子时瞅了我一眼："大哥，打烊了。"

我起身结账，走到街上。冷风灌进脖子，冻得我一哆嗦。路过秀兰的楼下时，我抬头看了看——四楼左边那扇窗还亮着灯。

窗帘是新的，碎花布料，她从前最喜欢那种。

我忽然意识到一件事——

我一直在说"不就是打过她吗"，可我从来没问过她一句："那些年，你疼不疼？怕不怕？"

风把街角的灯笼吹得晃来晃去，红光明明灭灭地扫过我的脸。我攥着兜里的手机，想发条消息给她，打了几个字又删掉，反反复复，最后屏幕暗了下去。

有些裂缝，不是一句"我改了"就能补上的。

她不是不肯原谅我。她是花了十九年，才终于学会了不原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