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乐诗朗诵会改变诗歌原有声音肌理吗？这场诗歌音乐雅集还聊了很多

1926年，闻一多发表了多首重要诗作，收录于其后来的诗集《死水》中；徐志摩等人回国后办了《晨报副刊》诗卷，对新诗有着“开天辟地”的意义。也因此，1926年通常被认为是新诗发端之年。适逢新诗诞生100余年，一场《朝花·致敬百年新诗》诗歌音乐雅集近日在1927·鲁迅与内山纪念书店举办。

本次活动由诗人小地梨（董颖）发起，在上交北极星四重奏带来的弦乐演奏下，小地梨、吾木、陆菁、杨绣丽、沙柳、吕赫、木叶、周荣桥、程林、何大伟等轮番登台朗诵新诗。通过线上直播与线下空间的联动，以及朗诵与伴乐的融合，让文字在旋律中流淌出别样韵味。

“山河万里，落在笔尖。”《百年诗魂》是小地梨为本次活动特地创作的新诗，她朗诵时伴奏是《绒花》的旋律，让整首诗显得大气而婉约。杨绣丽朗诵的《怀乡病》，与轻快的旋律相应和，呈现出“辽阔而忧伤的乡思”。

在四重奏伴奏下朗诵新诗的创新形式，在现场也引发了讨论：伴乐是在强化诗歌原有的声音肌理，还是在改变语言本身的节奏与呼吸？

小地梨认为，像这样的朗诵与音乐的深度交融，不仅展现了诗人对文本的创造性理解，更在书店这一公共空间内，共同营造出一个让人沉浸的诗意“现场”。

新诗声音与戏剧研究学者翟月琴认为，乐队不是单纯的配合，而是融入了乐手对这些诗文本本身的理解，是对诗歌的再创作。

钢琴家宋思衡认为，中西方对音乐与诗歌关系的不同处理，让西方古典乐与中国古诗词一样，都成为人类历史上不可多得的宝贵精神财富。据他了解，除《高山流水》《十面埋伏》等经典乐曲外，中国古代多以相对固定的音乐调式搭配诗词，使得大部分音乐依附于诗歌，像是唱和的工具。而在西方，中世纪游吟诗人还是边弹曼陀林边唱，但到巴洛克时代和巴赫时期音乐就独立出来，成为可不借助文字表达内容与情感的新形式。后来的浪漫派时期又出现大量标题性作品，如舒曼的《童年情景》、李斯特的《但丁读后感》等，甚至有人将诗歌写在作品旁帮助演奏者理解，这种方法也被象征主义音乐家德彪西、拉威尔等继承。而浪漫主义同时期的肖邦则秉承古典主义以形式命名乐曲的方式，写了大量叙事曲、奏鸣曲、玛祖卡等，但乐曲蕴含的情感同样被高度艺术化地用音乐单独表现出来。

当代文学与诗歌研究专家杨扬从《傅雷家书》中，找到了诗乐相通的“佐证”。书中写道，傅雷在与儿子傅聪谈肖邦时，就用中国的绝句来类比——王维的绝句虽然形式短暂，但感情的层层递进，让看似古板的外形呈现出万千气象。后来，傅聪在弹肖邦时，他的钢琴老师大为赞赏，认为弹出了波兰人弹不出的味道。傅聪说，这是从唐诗里得来的意境——在规定尺度中，寄托、给予、发挥个人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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栏目主编：王嘉旖 文字编辑：张晓鸣

来源：作者：文汇报 单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