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突发胃肠道不适，服药后大口吐血

经抢救无效突然去世。

一九八八年一月十三日中午，七海官邸里忽然乱了套。蒋经国先是胃里翻江倒海，人蜷在床上，脸色发灰，没过多久，竟一口接一口往外吐血，吐出来的全是暗红色，床单、被角一下被浸透。侍卫副官翁元手都麻了，抓起床边的不锈钢盆去接，还是接不住。

到了后头，血已不只是从嘴里出来，连鼻腔里也往外涌。

屋里那股味道，药味混着血腥味，冲得人胸口发堵。医官和护士冲进来抢救，脚步急得发飘，谁都明白，这不是寻常发病，是大限真到了。

这场骤然塌下来的危局，其实早有根子。蒋经国的糖尿病在六十年代就被发现，自那以后，每天都离不开一剂胰岛素。荣民总医院还专门安排两名医生，二十四小时待命，随时替他量血糖、看变化。照护规格已经很高了，可血糖一直稳不下来。说到底，问题不是没人管，是他自己不肯真管住那张嘴。

蒋经国贪吃，尤其爱甜点、点心，碰上喜欢的东西，劝也白劝。医生给他列了禁忌食谱，这个不能碰，那个要少吃，他嘴上应着，转过身常常就丢开了。身边人摸透他的脾气，只能干着急，因为多劝几句，不但没用，还要挨一通火气。他那句“我的病由你们负责控制，我吃东西则由我自己负责”，听着像玩笑，其实把病情拖垮的症结全抖了出来。医生能管针药，管不了筷子。

七十年代一到，这病更凶了，血糖压不稳，并发症也一件件冒头。

最先遭殃的是眼睛。他左眼水晶体血管大量破裂、流血，最后视力功能丧失。医生怕眼内发炎，只能让他服类固醇。那药消炎确实快，吃久了却像慢刀子，副作用一层层往身上压，内脏器官跟着受损，食道也开始闹毛病，恶心、呕吐，时不时就来折腾一回。人看着还坐得住，身子里头其实早已东倒西歪。

医疗小组不是没想办法。病情一天天坏下去，他们只得和蒋孝勇等亲属商量，准备强行控制饮食。家属同意后，最犯难的倒成了厨房。大厨杨焕金他们一边得听医生的话，少糖少盐，一边还得想办法让饭菜别淡得像白水。蒋经国又偏偏爱吃甜食，甜味一砍，人立刻不高兴。

后来厨师只能用代糖，也就是糖精，勉强做些饭后甜点。可那味道发苦，入口怪，蒋经国看了就皱眉，常常直接撂话，说这东西没味道，拿开，饿死算了。话是这么说，真饿起来，又会叫阿宝拿荷包蛋。

把他惹急了，还会闹着吃冰淇淋、汉堡。旁人不是不想拦，是根本拦不住。所谓禁令，多数时候只算半道栅栏，挡得住一阵，挡不住到底。

到了去世前一两个月，坏消息已经一阵紧过一阵。有一天下午，他肚子忽然难受，竟来不及去卫生间，直接泻在床上。那天恰好翁元值班，阿宝赶紧让他去给姜医官拿消毒棉，说要在先生房里喷香水除臭。这种细节听着难堪，倒也最说明问题，人一旦病到这一步，体面两个字其实已经挂不住了。也就是从那以后，蒋经国的病情明显往下坠。

一九八七年八月底，医官程寿山替他量血压，一看数值，心里都沉了半截。结果高得离谱，已经十分危险。上报之后，蒋经国被送进荣总医院五号病房，那是他的专用病房。检查、输血，表面上像是稳住了，可医疗小组做全面检查时，发现更糟，大部分内脏功能已经衰退，还渐渐露出坏死的苗头。医护人员和蒋孝勇心里都明白，人怕是撑不了太久了，只是这消息太敏感，对外一直捂着。为了不让外界起疑，哪怕蒋经国已经住院，车队仍照样在早晨从官邸开出去，晚上再开回来，专车里却只有司机，空空荡荡。那不是排场，是遮掩，是死死捂住最后一层窗户纸。

熬过一九八七年底，又熬过一九八八年元旦，蒋经国已经只剩硬撑。

到了一月十二日夜里，七海官邸里冷得发硬，屋里弥漫着药味，他躺在床上和死神一点点扯着。身边没有儿女围着，留在台北的只有蒋孝勇，蒋方良又卧病在隔壁房里，自顾都难。拖到一月十三日上午，他烦躁得厉害，一会儿下床坐进轮椅，一会儿又躺回去，折腾了好久。后来对翁元说胃不舒服。偏偏那天值班的是姜必宁，他擅长的是心脏病，不是肠胃，肠胃医生罗光瑞又正好出差在外。姜必宁只能先给他挂营养点滴，再急忙通知罗光瑞赶回。

到了九点，蒋经国疼得受不住，对翁元说，全身都不舒服，快想想办法。

十一点，蒋孝勇来看了父亲一阵，随后出去陪老夫人吃饭。人刚走没多久，蒋经国忽然问起孝勇、孝武在哪里。听说一个在官邸，一个在新加坡，他只轻轻应了一声，便沉默下去。翁元守在旁边，瞧得出来，他像是有话想交代，嘴唇动了动，到底没说出口。人到这时候，多半已经有了预感，只是那口气还悬着，话也悬着。

真正的最后时刻，来得又快又狠。十二点四十分，蒋经国先是干呕，紧接着大口大口吐血，吐得整张床都红了。翁元扑过去接，医官冲过来抢救，屋里人都乱，却又不敢真乱。刚觉得像是缓过来一点，十二点五十五分，他再次吐血。这一回，谁都看出来，抢救已只是尽人事。

血吐尽后，他头往旁边一歪，眼睛闭上，心跳一点点消失。

整栋官邸静下来后，最后传出来的，是蒋方良房间里的哭声，低低的，碎碎的，像冬天夜里一阵压不住的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