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1933年叛变，解放后进复旦大学当教授

1932年腊月的一间天津看守所里，寒气逼人。黄平靠在冰冷的墙根，悄悄把一根铁丝裹上破布，试图割腕；血尚未滴下，他就被卫兵发现。那一刻，他忽然想起过去二十年里自己踏过的每一步，心口一沉，“难道到此为止了？”这是他人生里最黑暗的几小时，却也是转折的开端。

追溯到更早，黄平出生在1900年前后的汉口。父亲在洋行跑单，家中五六口人全靠那点佣金过活。母亲倔强，倾尽积蓄送二儿子远赴日本读书。谁料父亲骤然病故，家中断了顶梁，幸有二哥在外站稳脚跟，才勉强维系日子。

1911年秋，武昌城头炮声隆隆，风云骤变。学成归来的二哥落脚上海，在复旦教书。黄平随母迁沪，偌大的弄堂里，他跟着哥哥啃《泰晤士报》学单词。两年后，他已能流利与租界里的英国水手闲聊，这一技之长日后几次救他于饥寒。

1918年北漂，他在《晨报》做英文校对，每周工资可买三斗米。1920年春，经人介绍跳槽到俄国远东通讯社做翻译。苏联首任驻华大使携带的随行口译员英语胜过他，黄平心里打鼓，于是一句玩笑向代表团长提起想学俄文，被当真，半年后真坐上了东去的列车。

莫斯科东方大学宿舍狭窄，却挤下五十多名中国青年。课堂上，陈延年推开门，递给他一本《国家与革命》；晚上，赵世炎边吃黑面包边讨论“无产阶级专政”。1923年冬天，他在伏特加与火炉的热气中写下入党申请书，年仅二十出头。

1924年回国，他经周恩来牵线，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赴香港任特派员。那时第一次国共合作刚热火朝天，他白天组织码头工会，夜里撰写檄文，整座维多利亚港的汽笛声仿佛都在为罢工助阵。

1925年“五卅”惨案后，省港大罢工席卷南粤。黄平忙得没日没夜，三万多工人离厂上街，他在木板搭的临时讲台上喊哑了嗓子。旋即奔赴广州，与陈延年再度并肩。可马日事变将一切撕碎，枪声里，他与陈延年分道扬镳。

“你先去香港，我们很快再见。”陈延年的临别话语，黄平此生记了几十年。两周后，报纸头条赫然写着陈延年就义，他怔在凉风里，一夜白了半边鬓角。

1927年8月，他参与组建南方局。那年冬天，张太雷牺牲，广州起义频频受挫，黄平被推到前台，主持撤退。起义失败，他背负处分，心中郁结，但组织还是把他列为出席莫斯科六大的代表，并当选大会副秘书长。1928年的红场，红旗飞舞，他却始终站在阴影处，自觉愧对先烈。

1931年九一八，东北沦陷。他接到电报返沪，递补为中共中央委员，分管秘密交通。南北奔波一年，他用家乡口音掩护身份，却终因叛徒告密在天津落网。审讯室上空灯泡刺眼，他先咬舌不发一语，后怕刑讯难捱，竟供出几处接头点，其中就包括刘少奇在沪的临时住址。自觉犯下大错，当夜他才有了那段自杀未遂。

三天后南京宪兵司令部里，警卫冷笑：“写自首书就能活。”黄平心头翻江倒海，最终写下一份拖泥带水的供词。二哥托人斡旋，他走出大门，却已被革命道路抛在身后。此后十几年，他在洋行做英文秘书，也给出版社翻译侦探小说，日薪勉强糊口。抗战爆发时，他偷偷捐过棉被，但从未联系过党组织，内心羞惭无地。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的鞭炮声犹在耳畔。一个上午，他穿着洗得发白的中山装，走进市政府接待处，对值班员轻声说：“请帮我约市委领导，我叫黄平。”值班员抬头时，似乎认出了这张在通缉令上出现过的脸，目光复杂却没有惊呼。

三个月的审查并不轻松，档案逐页对照，他所有隐瞒几乎都被翻出。政策决定按照“起义与投诚”同等处理，让其自谋出路。市委教育部门提出：留学经历罕见，外语功底扎实，不妨到复旦任教。于是，1950年秋，他转身又回到最早听英语发音的校园，只是身份已成“外语系教授”。

课堂上，他讲莎士比亚，也讲《国际歌》的歌词背景；学生们窃窃私语，知道老师过去是一位特殊人物，却没人敢当面追问。有一次课后，一个年轻助教疑惑地问：“黄老师，为什么您总把‘responsibility’解释成‘担当’？”他停顿几秒，仅回一句：“因为懂得迟到的忏悔也得有人承担。”

1979年，他动笔写回忆录，字迹颤抖却一字不改当年记忆。1980年完稿收尾，他写下那句流传不广但打动人心的话——“羞答错事十有九”。1981年春末，病榻上的他合上双眼，桌上那本薄薄的手稿翻到末页，最后一句未被阖上：“我始终信仰的，是人类应有的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