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腊月的一间天津看守所里,寒气逼人。黄平靠在冰冷的墙根,悄悄把一根铁丝裹上破布,试图割腕;血尚未滴下,他就被卫兵发现。那一刻,他忽然想起过去二十年里自己踏过的每一步,心口一沉,“难道到此为止了?”这是他人生里最黑暗的几小时,却也是转折的开端。
追溯到更早,黄平出生在1900年前后的汉口。父亲在洋行跑单,家中五六口人全靠那点佣金过活。母亲倔强,倾尽积蓄送二儿子远赴日本读书。谁料父亲骤然病故,家中断了顶梁,幸有二哥在外站稳脚跟,才勉强维系日子。
1911年秋,武昌城头炮声隆隆,风云骤变。学成归来的二哥落脚上海,在复旦教书。黄平随母迁沪,偌大的弄堂里,他跟着哥哥啃《泰晤士报》学单词。两年后,他已能流利与租界里的英国水手闲聊,这一技之长日后几次救他于饥寒。
1918年北漂,他在《晨报》做英文校对,每周工资可买三斗米。1920年春,经人介绍跳槽到俄国远东通讯社做翻译。苏联首任驻华大使携带的随行口译员英语胜过他,黄平心里打鼓,于是一句玩笑向代表团长提起想学俄文,被当真,半年后真坐上了东去的列车。
莫斯科东方大学宿舍狭窄,却挤下五十多名中国青年。课堂上,陈延年推开门,递给他一本《国家与革命》;晚上,赵世炎边吃黑面包边讨论“无产阶级专政”。1923年冬天,他在伏特加与火炉的热气中写下入党申请书,年仅二十出头。
1924年回国,他经周恩来牵线,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赴香港任特派员。那时第一次国共合作刚热火朝天,他白天组织码头工会,夜里撰写檄文,整座维多利亚港的汽笛声仿佛都在为罢工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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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五卅”惨案后,省港大罢工席卷南粤。黄平忙得没日没夜,三万多工人离厂上街,他在木板搭的临时讲台上喊哑了嗓子。旋即奔赴广州,与陈延年再度并肩。可马日事变将一切撕碎,枪声里,他与陈延年分道扬镳。
“你先去香港,我们很快再见。”陈延年的临别话语,黄平此生记了几十年。两周后,报纸头条赫然写着陈延年就义,他怔在凉风里,一夜白了半边鬓角。
1927年8月,他参与组建南方局。那年冬天,张太雷牺牲,广州起义频频受挫,黄平被推到前台,主持撤退。起义失败,他背负处分,心中郁结,但组织还是把他列为出席莫斯科六大的代表,并当选大会副秘书长。1928年的红场,红旗飞舞,他却始终站在阴影处,自觉愧对先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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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九一八,东北沦陷。他接到电报返沪,递补为中共中央委员,分管秘密交通。南北奔波一年,他用家乡口音掩护身份,却终因叛徒告密在天津落网。审讯室上空灯泡刺眼,他先咬舌不发一语,后怕刑讯难捱,竟供出几处接头点,其中就包括刘少奇在沪的临时住址。自觉犯下大错,当夜他才有了那段自杀未遂。
三天后南京宪兵司令部里,警卫冷笑:“写自首书就能活。”黄平心头翻江倒海,最终写下一份拖泥带水的供词。二哥托人斡旋,他走出大门,却已被革命道路抛在身后。此后十几年,他在洋行做英文秘书,也给出版社翻译侦探小说,日薪勉强糊口。抗战爆发时,他偷偷捐过棉被,但从未联系过党组织,内心羞惭无地。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的鞭炮声犹在耳畔。一个上午,他穿着洗得发白的中山装,走进市政府接待处,对值班员轻声说:“请帮我约市委领导,我叫黄平。”值班员抬头时,似乎认出了这张在通缉令上出现过的脸,目光复杂却没有惊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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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月的审查并不轻松,档案逐页对照,他所有隐瞒几乎都被翻出。政策决定按照“起义与投诚”同等处理,让其自谋出路。市委教育部门提出:留学经历罕见,外语功底扎实,不妨到复旦任教。于是,1950年秋,他转身又回到最早听英语发音的校园,只是身份已成“外语系教授”。
课堂上,他讲莎士比亚,也讲《国际歌》的歌词背景;学生们窃窃私语,知道老师过去是一位特殊人物,却没人敢当面追问。有一次课后,一个年轻助教疑惑地问:“黄老师,为什么您总把‘responsibility’解释成‘担当’?”他停顿几秒,仅回一句:“因为懂得迟到的忏悔也得有人承担。”
1979年,他动笔写回忆录,字迹颤抖却一字不改当年记忆。1980年完稿收尾,他写下那句流传不广但打动人心的话——“羞答错事十有九”。1981年春末,病榻上的他合上双眼,桌上那本薄薄的手稿翻到末页,最后一句未被阖上:“我始终信仰的,是人类应有的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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