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白银案凶手高承勇落网的消息像一颗炸雷,在全国炸开了锅。这个背负11条人命、隐藏28年的恶魔,终于被绳之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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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比案件本身更让网友热议的,是他大儿子高玉言面对采访时的表现——没有痛哭流涕,没有歇斯底里,甚至连回家的打算都没有,平静得像在讲别人的故事,只留下一句“很遗憾”。
一时间,各种猜测甚嚣尘上,有人说他遗传了父亲的“反社会人格”,有人说他冷血无情,就连简单的情绪表达都做不到。
可当你听完高玉言的讲述,看完他走过的半生,就会发现这份冷静从来不是天生的,而是源于一场从童年开始,就从未被填满的父亲的缺席,源于一段早已名存实亡的父子关系。
在高玉言的记忆里,父亲高承勇就像一个熟悉的陌生人。打小起,父亲就常年在外打工,一年到头见不上几回,就连过年团聚,也像是完成一项任务。他和弟弟的成长,几乎全靠母亲一手撑着,父亲这个角色,更像是户口本上的一个名字,一个偶尔出现在家里的背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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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让他难以释怀的是,父亲在外打工的这些年,家里的经济条件丝毫没有改善,究其原因,竟是高承勇嗜赌成性。他把在外挣的钱全都扔在了赌桌上,一年到头一分钱都没往家里带过。
高玉言也曾试着劝过父亲,可赌瘾上头的人哪里听得进去,几次劝说无果后,他也只能作罢。在他的印象里,父亲不仅赌钱,还会和母亲吵架,甚至动手,母亲身上的伤痕,成了他童年里抹不去的画面。
都说父爱是山,可在高玉言这里,这座山从未矗立过。他知道父亲会用微信、QQ这些网络联系方式,可他、弟弟和母亲,却没有一个人有父亲的社交账号。
十年间,父子俩的交流,只停留在过年那短短几天的寒暄里。这样的父亲,在他心里的分量,甚至比不上一个朝夕相处的好朋友。
个体心理学里说,孩子的成长,需要父亲的介入,从对母亲的依赖,慢慢转向对父亲的认同。可高承勇从未参与过儿子的成长,这份认同,从一开始就没了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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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玉言的心里,父亲的形象早就被“封存”,剩下的只有中性甚至负面的评价:爱赌博、不顾家、对母亲不好。这样的父亲,就算突然出现在生活里,也掀不起什么波澜。
所以当得知父亲被捕的消息,高玉言没有第一时间赶回甘肃老家,不是冷血,而是他知道,自己回去只会让母亲更加担心。他和母亲之间的信任,早已超越了血缘带来的本能反应。
他选择用电话和母亲沟通,用最理性的方式处理这场家庭变故,这份冷静,是历经半生的无奈,而非无情。
有人说,虎父无犬子,罪犯的孩子也一定带着犯罪基因,甚至搬出了所谓的“颅相学”来佐证。可这不过是无稽之谈。早在19世纪,意大利犯罪学家龙勃罗梭提出的犯罪基因理论,后来就被他自己推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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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犯罪学家查尔斯·巴克曼·格林耗时12年,研究了3000多名罪犯,最后得出结论:根本不存在所谓的“犯罪人身体类型”。
直到现在,也没有任何科学研究证明,人类身上有直接指向犯罪的基因。与其说暴力是遗传的,不如说它是后天模仿和学习的结果。斯坦福监狱实验早就告诉我们,再正常的普通人,置于特定的环境中,也可能做出超乎想象的暴力行为。
高玉言从小在母亲的教育下长大,父亲的缺席让他从未接触过所谓的“暴力环境”,又何来的“犯罪基因遗传”?
高玉言曾说,“我没有权利选择自己的父亲”。这句话里,藏着太多的无奈。他出生的1988年,正是父亲犯下第一起案件的年份,他的一生,都被父亲的阴影笼罩着。
可他没有被命运打垮,反而靠着自己的努力,考上了重点大学,成了家里的希望。他甚至推测,2002年父亲突然停止犯罪,或许是因为自己那年考了全镇第一名,让父亲看到了这个家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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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推测,或许是高玉言对父子情最后的一点期许。他对父亲,没有恨,只有遗憾和无奈。恨解决不了任何问题,而他能做的,就是做好自己,甚至在采访中表示,未来有能力了,一定会尽力帮助受害者家属。
高玉言的冷静,从来都不是什么“反社会人格”的表现,而是一个孩子在缺失的父爱里,慢慢学会的自我保护。他的话,像一面镜子,照出了他和高承勇之间真实的父子关系——没有温情,没有陪伴,只有一场缺席了半生的相遇,和一段早已注定的疏离。
而那些仅凭一句“冷静”就随意评判他人的人,不过是从未读懂过这份冷静背后,藏着的半生心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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