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长张干曾给毛主席记大过，晚年生活拮据，主席得知此事三次送钱

1915年的初夏，长沙城里闷热得很。湖南第一师范的课堂才刚下课，操场边却已经围满了学生，有人攥着一张学杂费通知单，压低了声音问旁边的同学：“十块钱，家里哪来这么多？”在当时的湖南农村，这不是一句抱怨，而是真正的难题。

那一年，一场看似普通的学杂费风波，把一位讲究制度、性格刚硬的校长张干，和一位锐气逼人、刚满二十出头的学生毛泽东，推到了对立面。一边是奉命行事的校长，一边是替贫寒同学叫屈的学生领头人，矛盾越闹越大，直到“罢张”“驱张”的字眼贴满校园。

谁也没料到，几十年后，当年的“闹事学生”已是新中国的领袖，而当年的校长却在乡间为生计发愁。两个人的命运，绕了大半个中国近代史的弯，又在一个出人意料的场合，再次交汇。

有意思的是，这段故事里，既有青年学生的热血冲撞，也有年迈老人的自尊与难堪，更有新中国成立之后，那种带着温度的人情味。把前前后后的脉络捋清，才能看得明白：当年那纸“大过”，后来怎么会变成一封封寄往湖南的接济信。

一九一五年的湖南第一师范，是长沙少有的名校。这里学生多来自偏远县乡，家境清苦，却都怀着一股“读书改命”的劲头。张干任校长，主抓校纪和学业，行事严谨，眼里不容沙子。在传统观念里，校长就是“师道尊严”的化身，说一句话，学生就该听。

偏偏这一年，湖南省教育当局下了个新规定：全省各公立学校，每名学生加收十元学杂费。十元在省城或许不算什么，可对大多数农家来说，是好几个月的余钱积攒。很多学生身后，是靠典当、借贷才送他们进第一师范的父母，一纸通知下来，压得人喘不过气。

张干收到公文，很干脆，认定这是“上面定下的章程”，必须执行。他在校务会议上说得明明白白：学校接受官费，理应遵从省教育当局的统一安排，这叫“守法守令”。在他看来，办学要守规矩，否则学校名声不保，他这个校长也无以立足。

但学生看的是另一番景象。宿舍里、食堂边，话题都离不开这十块钱。有人发愁，有人愤怒，还有人当场把碗往桌上一搁，说：“不退这钱，书也不用读了。”贫富差距在这一刻变得格外刺眼，体面读书与家中柴米油盐撞在一起，火气自然就冒出来了。

在这一群年轻人当中，毛泽东显得格外活跃。他1913年入第一师范读预科，1914年转入本科，已经在同学中有一定威信。毛的家境本不算极贫，但他从乡村走来，对同乡、同学的困难看得很清楚。听到有人因为交不起钱打算退学，他心里不平，认为这是伤了穷人子弟的念头。

一部分学生开始商量对策。有人主张向学校请愿，有人想往省教育厅写信，还有人提议干脆集体拒交学费。讨论的结果，是先在校内形成舆论，再推动校方与上级谈判。这个过程中，毛泽东渐渐站到了前台，他善写、敢说，又不怕得罪人，在同学中极有号召力。

不久，校园里出现了带有鲜明立场的纸张，有的是“敬请校长转达民情”，有的言辞更为激烈，认为此举“有悖教育宗旨”。张干把这些看在眼里，表面上依旧板着脸维持秩序，心里其实已经起了戒备。他清楚，这种带头出面的人，往往会把事情越闹越大。

张干的习惯，是在规则之内解决问题。他找过几位学生代表谈话，语气不算粗暴，却很坚定：学费是省里批的，不是他一个校长能否定的，他只能照规矩办事。他还劝学生理解现实：“国家财政困难，教育经费紧张，大家要体谅。”这话放在官场逻辑里说得过去，对交不起钱的学生来说，听着就别扭。

矛盾压了几天，没有消下去，反而越来越紧张。食堂里有人提议集体罢课，教室里有人提笔写标语，有同学甚至跑到城里去联系报馆，希望借舆论施压。就在这种气氛里，“驱张”的说法开始冒头，有学生认为，要解决问题，得先把“顽固校长”换掉。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的湖南一师并非一潭死水。这里云集了不少在思想上颇开明的教师，如徐特立等人，经常在课堂上引导学生关注国事、社会问题。青年学生在这样的环境里，对“权威”并不是一味顺从，看到不公，就想找一个出口。这既是时代风气，也是学校本身的传统。

一、学杂费风波与“驱张宣言”

局面真正失控，是在一份宣言问世之后。

传说中，那天毛泽东在校内一处亭子里提笔疾书，周围围了一圈同学，把这份后来广为流传的《驱张宣言》写了出来。宣言并不只讲学费，而是把问题往上一层提，把矛头指向张干的“办学态度”和“治校方法”，质疑他是否适合再担任校长，呼吁学生团结，要求上级教育部门介入处理。

这份文字，字句犀利，逻辑清楚，用语相对克制，却句句戳在要害。它没有简单喊口号，而是摆事实、讲道理，将“贫困学生无力交费”的具体苦衷，与“教育本应普及、不能只招收富家子弟”的大义挂上了钩，一下子让许多学生找到了一种“站得住脚”的论据。

很快，宣言以手抄、传阅的方式在校园里流传开。一些学生自发抄写贴在墙上，有人偷偷往张干办公室门口塞，甚至还有人设法往省城其他学校寄，希望引发更大反响。毛泽东的名声，由此在学生中更上一层楼，不少人开始把他视为这场学潮的“主心骨”。

学生行动也随之升级。罢课从几个班，扩大到数百人，共同要求“暂缓学杂费征收”，并“请省教育厅派人来校调查”。张干见状，压力骤增。他既面对上级要求执行命令，又要维持校内秩序，还得顾及教员队伍的态度，内外交困。

湖南省教育当局重视这一风波，派督学来学校“了解情况”。这位督学在礼堂召集师生听取意见，场面颇为紧张。学生代表发言时，开门见山谈学费问题，而毛泽东则在发言中点出：“学校一日不解决贫困学生之困，一日不能恢复正常上课。”这句“我们一日不复课”，成了当时学生的共同姿态。

当场，有学生明确提出张干“同情心不够”“一味向上看，未向下看”，建议教育厅考虑更换校长人选。督学在台上，一面安抚学生，一面观察张干的表情，知道问题已经超出普通行政争执，成了一场关系校长存亡的政治风波。

从政治技巧来看，毛泽东等人的做法十分明确：不只是就学费本身纠缠，而是把问题上升为“办学宗旨”与“教育公平”的讨论，借此争取更多同情与支持。同时，学生并未采取极端暴力手段，而是以罢课、集会、宣言等方式，保持了某种“合理性”。这种在边界上小心试探的行动方式，在当时学生运动中已经相当成熟。

这一轮角力的结果，很快就要见分晓。

二、记大过与离校：老校长的尊严与失落

在这样一种局面下，张干的心理状态可以想象。他是旧式教育体制中走出的读书人，如今担任名校校长，自觉肩上有“维持秩序”“保全名誉”的责任。学生公开贴出“驱张”字样，本身就被他视作对人格、对师道的一种极大冒犯。

他曾在一位亲近教师面前抱怨：“校中之事，何至由学生决断？”这句话透出的是一种深植多年的权威意识。他认定自己只是执行上级命令，并无私心，却被学生扣了“大帽子”，心里自然不服气。

情绪之下，张干选择了强硬路线。他开始点名调查闹事学生，尤其是起草宣言、组织罢课的那些人。毛泽东等人被列入重点名单，学校拟定了开除处分。对一个仍在求学路上的青年而言，这无疑是沉重打击。一旦被开除，就意味着前途被截断，甚至在社会上抬不起头来。

消息在校园传开，学生群体里顿时炸了锅。一些平日较为沉稳的教师也站出来表达不满，认为动辄以开除相威胁，只会把矛盾进一步激化。教师杨继昌等人态度坚决，明确向校长表示，如果贸然开除学生，他们将集体辞职或停止授课，逼迫校方重新考虑。

教师集体的姿态，是张干无法忽视的力量。教师与学生的关系紧紧拧在一起，一旦教师“倒戈”，校长就成了孤家寡人。而教育厅那边，对持续扩大的学潮也颇为头疼，需要尽快平息。多方压力之下，开除学生的决定被迫搁置。

张干仍不甘心完全软下去，他选择了折衷方式：对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十七名学生，给予记大过处分，并在校内公示，以示警戒。对他来说，这既是保住最后一点权威，也是向上级表示“态度坚决”，并非完全向学生屈服。

有学生在公告前驻足许久，心里五味杂陈。对年轻的毛泽东来说，这一笔大过既是耻辱，也是某种勋章。在后来的回忆里，这段经历没有被刻意淡化，反而常被人提起，成为他早年与“旧权威”冲突的生动一幕。

然而，从整体局势看，张干的地位已然动摇。湖南省教育厅最终还是做出调整，将他免去校长职务，派新的人选接任。一纸任免，将这场风波定了调：学生运动虽然挨了处分，但在大局上并未失败；张干则在各方挤压下黯然离校，结束了在一师的校长生涯。

不得不说，对张干这样的老式知识分子而言，这次免职等同于一次重创。他自觉一生谨守本分，结果因为执行命令反而丢了位置，心中的委屈和困惑可想而知。后来他虽仍从事教育工作，却再无当年一师校长的风光。

时间往前推，到了新中国成立前夜。当年的学生们，有的已在政界、军界崭露头角，有的仍在地方默默工作，而张干则在湖南辗转教书，生活渐渐变得拮据。战争、币制更替、社会巨变，把原本不算富裕的老教师推到了窘迫境地。

解放后，新的教育体系正在建立，国家百废待举，资源有限。像张干这样的老教师，因年龄、身体状况和履历等因素，多半只能在小城、乡村学校教几节课补贴家用。妙高峰中学，就是他晚年赖以维持生活的地方。

那时他已经年迈，身体每况愈下，却还要勉强支撑课堂。家中六口，靠微薄的薪水和少量口粮过日子。粮食紧张的时候，家里大人省着吃，把相对好一点的留给孩子。这种情景，并非个案，而是当时不少基层知识分子的普遍状态。

让张干始终放不下的，是那段一师旧事。有人劝他写信给毛泽东，说：“如今他是国家主席，想帮你不过举手之劳。”张干脸一沉，摇了摇头：“当年我是校长，他是学生，如今反过来向他讨生活，面子往哪儿搁？”

这句看似倔强的话，实际上是一种夹杂着自尊、羞涩、悔意的复杂情绪。张干知道毛泽东早已位极人臣，也知道毛对老教师、老校友向来不薄，可他就是开不了这个口。他的心里，有一根多年不肯触碰的刺。

三、周世钊传话：三次接济与北京一面

转机出现在1950年前后。

当年在一师读书的周世钊，此时已在湖南教育界颇有名望。他从长沙出发，到妙高峰探望旧日校长。那天谈起家常，又谈到张干的经济困境，周世钊沉默片刻，缓缓道：“老校长，要不我进京见到毛润之，替你捎个信？”

张干愣了一下，嘴唇动了动，终于叹口气，只说了一句：“随你。”既没明确拒绝，也没郑重托付。这句轻描淡写，既有保留，又藏着一丝希望。

1950年国庆前后，周世钊应邀进京，在中南海丰泽园与毛泽东见面，两人多年未见，寒暄之后，自然谈起一师旧事。有人回忆，当周世钊顺势提到张干近况时，毛泽东听完，沉默了一会儿，只问：“他身体还好吧？生活怎么样？”

周世钊如实相告，说张干年老多病，家中拮据，靠教几节课勉强维持。这番话，说得不多，却很有分量。毛泽东点了点头，表示这事不能拖，得赶紧想办法。

很快，他便托人给当时的湖南省人民政府主席王首道写信，请王首道代表中央关心一下张干。王首道本就是湖南人，对一师旧事也有所耳闻，接到此信，马上安排工作人员去妙高峰看望张干。

据相关记述，那次送去的，有一笔钱和大约一千二百斤大米。具体数字在不同资料中略有差异，但大致规模与情形可以确认：这是中央领导通过地方政府对一位老校长的有针对性的接济。对张干一家来说，这相当于雪中送炭，一下子缓解了生活上最紧迫的矛盾。

王首道的人到家时，张干一开始颇不自在，反复询问：“这真是从北京转来的？”得到肯定答复后，他既惊讶，又感激，却显得有些局促，嘴里只是反复说：“承蒙，承蒙。”那种复杂心情，很难用几句话讲清。

这仅仅是第一步。

过了一段时间，毛泽东又想到张干。他知道一次接济，解决的是一时之困，却未必能从根本上改变老校长的处境。于是再度托人致信湖南方面，嘱咐继续关心张干的生活。王首道又安排人员前往，看望、送上粮款和日用品。这样连续的关怀，让张干意识到，这不是一次偶然施舍，而是出于旧情的长期惦记。

在这种背景下，北京发来的第三个信号出现了：邀请张干进京。

1951年，毛泽东通过湖南方面向张干发出邀请，欢迎他来北京看看，也便于当面叙旧。对于一位年事已高、行走不便，又自觉“对不起学生”的老校长来说，这个邀请既是荣宠，又是考验。

张干起初犹豫，有人问他是否愿意去北京，他竟反问一句：“我去了，他会不会怪我当年的严厉？”这句看似玩笑，实则掩不住心里的不安。思量几番，他还是决定一赴京华。一方面这是领袖之邀，不易推辞；另一方面，他似乎也想借此放下一块压在心头多年的石头。

到北京后，有人陪同他游览名胜，到故宫、天安门广场参观，还安排看电影、参观新中国建设成果。对于一位几十年没离开湖南的老人来说，这些场面既新鲜又震撼。他从未想过，昔日一师课堂里那个爱提尖锐问题的学生，有一天会以国家领导人的身份迎接他。

安排妥当之后，在丰泽园的一次见面，是这一段师生情里最关键的一幕。

有人回忆，当张干见到毛泽东时，两人先是行礼寒暄，并没有夸张的场面，也没有刻意的煽情。毛泽东习惯性地拉家常，问他的身体、家庭、教书情况。气氛稍微轻松下来后，毛才提起往事，大意是：当年学生时候冲动，给老校长添了不少麻烦。

张干听到这里，连忙摆手，说：“是我那时太拘泥章程，不体恤学生。”两个人相互“认错”，把一场几十年前的冲突，用极为平和的态度收了尾。没有声嘶力竭，没有道德审判，只是身处不同时代、不同位置的两个人，对往事做了一次冷静的回望。

此行中，毛泽东还托工作人员准备了一些钱物送给张干，据说有一笔款项和一瓶滋补品，有的记载说是鹿茸精。金额在当时并不算小，用途也很直接——帮他安顿晚年生活。张干一方面感激，另一方面又有几分惶恐，几次推辞不过，最后还是收下了。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当面和解”的安排，是带有象征意味的。对于内行人来说，它传递出一个很清楚的信号：新中国的领导人并没有因为昔日的矛盾而记恨老校长，相反，在新政权已经站稳脚跟之时，他选择用公开的方式表达对旧师的尊重与照顾。

这还不是终点。

时间又走到了1963年。

这一年，张干已经病重，行动不便。身体的衰弱加剧了他对生活未来的忧虑。就在这样的时刻，再次从北京传来消息——毛泽东托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将自己的稿费中拿出一笔钱，转交给张干作为治病和生活所用。

这一次，是第三次实质性的经济援助。与前两次有地方政府出面的安排相比，这次的资金来源——“稿费”二字，格外耐人寻味。它带有明显的个人色彩，不是公共经费，而是领导人将自己的收入拿出来，给旧师送去一份心意。

张平化到家时，张干已经病弱在床，但还保持着清醒。他听完来意，再次感到意外，在床上支撑着身子，坚持要向北京捎话表示谢意。据说，他在生命最后日子里，特意嘱咐儿子，要记得给毛泽东写信道谢。这种“临终叮嘱”，在很大程度上说明，那段师生情已在他心中占据了极重的位置。

从1915年一师学潮，到1950年前后第一次接济，再到1951年的北京相见，直至1963年的稿费资助，这条时间线拉得很长，中间隔着的是辛亥余波、北伐烽烟、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新中国的成立与巩固。个人命运起起伏伏，而师生之间的那点旧账，最终没有变成终生的疙瘩，而是被一件件具体的接济与问候慢慢化开。

回过头来看，张干与毛泽东这段关系，有几个层面值得细细琢磨。

其一，是民国初年学校内部权威结构的变化。张干代表的是传统师道与行政命令，而毛泽东等学生代表的是新兴的公共意识与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学杂费风波本身，既是物质利益之争，也是价值观之争。张干“严格执行命令”的做法，在上级看来是尽职，在学生眼里却成了漠视民情，这种错位，是那一代教育者普遍面临的困境。

其二，是青年毛泽东政治天赋的早期展露。从拟定《驱张宣言》，到组织罢课、争取教师支持，再到把矛头指向省教育厅，这一整套动作显示出他对组织、舆论和策略的敏锐感受。并不是简单地“反校长”，而是有步骤、有目标地，利用制度缝隙为弱者争取空间。后来他在更大舞台上驾驭群众运动的手法，在这里已经可以看到源头。

其三，则是新中国建立后，领导人如何处理与旧日师友关系的问题。毛泽东对张干的三次资助，既是出自私人感情，也是顺应社会期望的一种姿态：那一代人普遍敬重师长，国家领导人对曾经的校长不记前嫌、主动伸手，自然会被视为一种“有情有义”的行为。通过这种个案，人们能感受到新政权对老知识分子的某种善意，也能看到权力运行中不那么冰冷的一面。

张干本人，从一师校长到乡间老教师，人生轨迹可谓沉浮不定。他在风波中的立场，并非完全无理，只是在时代更迭中显得笨拙。他晚年不肯轻易求助昔日学生，看似固执，实则源于旧式读书人对“长幼尊卑”“师生名分”的执念。而毛泽东的多次主动，则在客观上成全了他的体面，让这位曾经的校长没有以“穷困潦倒乞援门生”的形象结束一生。

从某个角度看，这段往事也透露出当时社会保障的局限：如果制度足够完善，老教师晚年生活有稳定保障，个人施舍就不会显得如此重要。但历史就是在这种不完美中向前推进。张干的遭遇，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后来社会对“教师待遇、退休保障”问题的更多思考，这也是个案之外的余波。

梳理这条跨越半个世纪的师生关系，可以看到几个清晰节点：1915年的冲突，是矛盾的起点；张干被免职，是个人命运的拐点；新中国成立后的三次援手，则是情分的转折点。它们串在一起，构成了一条从对立、疏离，到体恤、和解的轨迹。

那纸当年的“大过”，没有把两人彻底隔开。几十年后，一袋袋大米、一笔笔接济款和一次北京之行，让两代人对彼此有了重新定位。对张干是如此，对毛泽东何尝不是如此。青年时期的冲劲，在年长后多了一分体谅；当年的“严厉校长”，在岁月洗礼后，也成了需要被照拂的老人。

这段历史，藏在众多革命叙事的缝隙之间，不算惊心动魄，却有一种耐人寻味的余韵。它提醒人们：在激烈的时代风云背后，还有这些细致入微的人情往来，在悄无声息地影响着许多人的心境与选择。对那一代人来说，荣辱、成败、进退，往往绕不开两个字——情分。张干与毛泽东的故事，恰好是这种情分的一种具体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