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安·鲁尔福，在情书里成了她的“另一个孩子”

胡安·鲁尔福（Juan Rulfo）一生作品寥寥，却以包括《佩德罗·巴拉莫》《燃烧的原野》 等在内的几部作品名留文学史。

“人生短暂，而我们要被埋葬很长时间。”当鲁尔福写给爱人克拉拉·安赫利纳·阿帕里西奥·雷耶斯的84封书信首度结集为《致克拉拉的信》出版，读者们得以更亲近这位文学大师，感受他在爱情中小心翼翼又无比热烈，在生活里自卑又骄傲，在文学中克制又自由……

胡安·鲁尔福，1947年8月。图片来源：《致克拉拉的信》。

鲁尔福写给爱人克拉拉的84封书信，由译林出版社引进出版。

在《致克拉拉的信》首次引进中文世界之际，澎湃新闻·文学花边独家对话了《致克拉拉的信》的中文译者、中国人民大学西语系青年教师、世界文学与全人类共同价值研究中心研究员李卓群。

“此前，我们更多看到的是属于作品的鲁尔福、属于文学的鲁尔福。”李卓群说，“但通过这些书信，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个属于生活的鲁尔福，一个更具体、更鲜明、更真实的鲁尔福。”

1948年4月，克拉拉与鲁尔福在韦拉克鲁斯港。

持续六年的书信长跑

1941年，24岁的鲁尔福在瓜达拉哈拉的一家咖啡馆里第一次见到了13岁的克拉拉。那个正在吃东西的小姑娘，就这样闯入了未来文学大师的心。

“鲁尔福四处打听她的住址，才慢慢地与她有了接触。1944年，他写下了第一封致克拉拉的信。”李卓群表示，《致克拉拉的信》的主体部分时间跨度长达6年，从1944年10月到1950年12月，恰好覆盖了鲁尔福人生中关键的转折期和沉淀期。

《致克拉拉的信》目录

具体来看，这批书信呈现出非常鲜明的时间特征。首先是1944年至1946年，这三年其实是一段“试探期”，克拉拉让鲁尔福“等待三年”，所以鲁尔福总共就只写了9封信，信中的情感流露也很克制。1947年，两人正式确立了关系，鲁尔福每个月都要写上两到四封信。信中开始讨论“租房子”“找工作”“未来生计”——所有奋斗的目标，都指向“我要和你在一起”。1948年4月24日，两人步入婚姻，但鲁尔福每逢出差还是喜欢给克拉拉写信，这样的书信频繁往来一直延续到1950年。

“自从我认识你以来，每根树枝上都回荡着你的名字。”

“星期天我去了阿胡斯科。那天天气晴朗，空气静得几乎没有一丝风。山上的雪像是被磨得极细的盐，配着蜂蜜糖吃，味道奇妙极了。……我多希望那时你也在身边，那样，雪就会有你的吻的味道，比世上所有的蜂蜜糖都更甜，比用蜂蜜做出的最精致的糖果还要甜。”

“你知道，我也知道，世上我最渴望的就是你，其次才是写作，有能力去写作。找一个安静的地方，既是为你，也是为了我能在那儿找到写作的宁静。”

“希望这封信能成为一个新的开始，让我不再有任何抱怨和牢骚，因为我深爱的小姑娘不该成为任何邋遢的家伙倾诉的对象。我会尽量不再把这个荒唐的世界看得太认真。”

面对克拉拉时的鲁尔福，敏感细腻，热爱分享。在翻译时，李卓群也沉浸于文字与感情的美好：“他在做每一件事情，体会每一种情绪的时候，都想用语言记录下来，让他的爱人感受到。”

1948年4月23日，鲁尔福与克拉拉举行婚礼。

他是她的“另一个孩子”

鲁尔福比克拉拉年长十多岁，但在信中，他常常自称“你（克拉拉）的另一个孩子”，哪怕在他们的女儿出生之后。

李卓群分析，鲁尔福对克拉拉的依赖或许源于那个不幸的童年：6岁丧父，10岁丧母。在母亲去世之后，克拉拉是唯一那个让他“重新看到母亲的身影”的人。“经常是鲁尔福写了长长的信，但克拉拉的回复寥寥数语。鲁尔福就明着吐槽了好几次，说克拉拉的信怎么总那么短，他都没见过哪个漂亮的小姑娘把字写得那么大（占了信件版面）。”

反观克拉拉，那是一个极具智慧的女孩，语言概括能力之强让鲁尔福都自叹不如。每当鲁尔福“发牢骚”，克拉拉总能冷静、理性地安抚到他。比如鲁尔福在轮胎公司工作不开心，无数次想辞职，亲友都劝不住，只有克拉拉能让他直面现实——于是在1950年通信的尾巴，鲁尔福都还在那家轮胎公司里。

鲁尔福拍摄的克拉拉。

让李卓群印象很深的还有鲁尔福不时对克拉拉的“奇特称呼”：“我见过的最丑的小姑娘”“你这个小丑丫头”“世界上最吓人的小丑姑娘”。

“我们看照片，克拉拉长得非常漂亮。”李卓群后来意识到，这种“丑化”反而充满了极致的亲密和占有欲，“大家都说你美，我就偏要说你丑，因为只有最爱你的人才能这么说。”

而另一方面，这也侧面说明了克拉拉的“内核”极其稳定。“换个人可能就开始容貌焦虑了。”李卓群笑道，克拉拉不仅长得像个小洋娃娃（鲁尔福曾担心“别人把她当成圣母像抬走”），性格也开朗外向——她喜欢看电影、跳舞、音乐，爱吃花生糖，家里养满了鸽子、金丝雀、小猫小狗，就像开了动物园。

鲁尔福拍摄的克拉拉。

书信中的文学预演

事实上，这批书信的意义远不止于情书。李卓群惊喜地发现，鲁尔福也会在信中不断向克拉拉“汇报”自己的创作：

1947年3月，他的短篇小说《我们分到了地》将被收入选集，另一篇《都是因为我们穷》则因“过于直白”未被选中；

1947年8月，他正在构思一篇名为《月亮旁的一颗星》的作品——这部作品，也就是后来的《佩德罗·巴拉莫》；

1948年1月，广播电台将朗诵他新作的片段，新作原本想叫《科马德雷斯坡》，后来被收入鲁尔福1953年出版的著名短篇小说集《燃烧的原野》……

克拉拉和鲁尔福在婚礼结束后的庆祝活动中。

在李卓群看来，鲁尔福和克拉拉的书信其实是一种“延迟的对话”，这也是《佩德罗·巴拉莫》核心的叙事机制。那些从坟墓里传来的声音，那些破碎的、非线性的记忆片段，其实已经在书信往来这种特殊的时间性里得以预演。

“如果我们要考据作家的创作生涯，这些信件会提供很多线索。”李卓群说，书信中鲁尔福对情感的体验、对语言的实验、对乡土和底层人民的关注，也都预示着他即将到来的文学黄金时期。“他对自己很苛刻，对自己的文字也同样苛刻。这或许解释了他为什么在世时留下的作品如此之少——总是不满意，总觉得没达到理想状态。”

《致克拉拉的信》的中文译者李卓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