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国荣｜略谈中国思想家的研究

匡亚明先生是我尊重的学者。他曾主持吉林大学和南京大学工作，为教育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晚年进一步倡导和具体负责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系统研究中国思想家，该中心先后出版了200多部思想家的评传，构成了中国思想史的灿烂画卷，对中国思想史作出了重要贡献。我虽然没有直接参与思想家研究中心的工作，却受惠于该中心的成果，并与其成员如已故的许苏民、现在仍在工作的周群建立了良好学术联系。

历史地看，以往的中国思想史发展中，已形成了自主（独特）的系统，对中国思想史的研究，也可以从一个具体方面展现了中国独特的知识体系。在中国思想的历史演进中，群星灿烂，名家辈出，出现了众多有独特思想个性的思想家。除了多样的经典诠释之外，在《儒林传》《艺文志》等史籍和其他古典作品中，也可以看到不少思想先贤的传记和创作等资料。这些内容在展示其理论意蕴的同时，又再现其中特有知识体系。中国思想家研究系列所纳入的思想家，也包括多样的形态。从思想史的角度看，思想的形态可以区分为思想的类型与思想的个案或思想的具体系统。就体系本身而言，如黄宗羲的“明其宗旨”所说，思想的类型主要是体现了一种理论系统中主导性的宗旨，以及这一宗旨与该体系中其他的相关的观念、思想、命题之间的内在的联系。思想体现同时处于演变过程，而非静态的，这种变动并不是杂乱无章的，其中包含思想体系之间的内在的思想脉络。类型所体现的一般趋向，使之同时成为考察思想演进内在脉络的基本对象。与类型相对，个案主要是历史上已经实际发生的体系，作为具体的存在形态，它也可以用描述的方式来加以把握，并构成了思想历史的实际形态。

对思想类型，一般可按一定标准加以区分，就思想史研究的角度而言，也许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去划分不同类型。从理论的形态来看，思想史上常常有经验论、唯理论、怀疑论等不同的思想类型或形态。经验论通常是指那种把感性经验作为第一原理的思想形态，墨家注重耳目之知，认为只有以耳目之实为根据，才能获得可靠的知识，便可以看作是早期形态的经验论，其特点表现为对感性经验的关注。与经验论相对，唯理论常常把理性看作是认识过程中的第一原理，注重逻辑的分析及逻辑演绎等方式，后者相应地被视为另一种思想的类型。此外，怀疑普遍必然的知识是否可能或者怀疑感性经验是否可靠等学说则常常被称为怀疑论，如此等等。在上述的归类或区分中，事实上便隐含着对不同思想类型的确认。

除理论形态之外，我们也可以从学派的角度来区分不同的类型。以中国思想而言，在先秦的时期，便有儒家、道家、法家、墨家和名家等等之分，诸子百家的区分实际上也是一种类型的区分，这种区分通常以先秦诸子对当时讨论的一些基本问题的不同看法为根据。先秦时期思想家们争论的主要问题是天人关系、礼法关系、名实关系，等等，在天人关系上，儒家以仁、礼等为关注之点，比较注重人道的原则，与儒家有所不同，道家主张“无以人灭天”，更多地突出了自然的原则，在这里便可以看到两者不同的价值原则。在礼法关系上，区别与差异更多地体现于法家和儒家之间，相对而言，儒家较为注重礼所体现的伦理政治体制及规范系统，主张维护礼制，法家则更强调体制的变革及法、术、势等。在以上的学派分野中，同样可以看到不同的思想类型。

不过，类型本身也有抽象性的特点：一种类型，同时也表现为一般的准则，作为一般的准则，它突出的是思想形态中的相同特征（所谓“共同特点”）而常常略去了思想系统之间的差异性（所谓“特殊的个性”）；这样，仅仅停留在类型的层面之上，往往不足以把握思想史的全部丰富性与具体性。类型的如上特点，决定了在考察类型的同时，也应注重不同的个案。

比较而言，思想史中的个案更多地体现了思想本身的丰富性和多方面内容；在类型对思想的具体内容加以抽象之前，思想的多方面内容往往以个案的方式呈现于研究者之前。从现实形态来说，类型和个案之间往往存在着某种差异、紧张，我们可以举一些历史上具体的思想史的现象，例如，从理论形态来看，墨子往往被归入经验论，他注重耳目之知，以感知确定对象的存在，等等，也确实体现了这一特点，然而，墨家（特别是后期墨家），又以《墨辩》提供了一个逻辑系统，提出“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出故”的原则，并以“‌辟、侔、援、推‌”四术作为推论的核心。逻辑推论与理性思维相关，是理性思维的具体化。在这里，经验主义的墨家，同时又有主张理性的逻辑推论的趋向，其中体现了个案的复杂性：具有经验主义品格的墨子，同时在另一重意义上又表现出注重逻辑的理性主义倾向，当我们简单地用经验主义这一类型去概括其思想时，墨子思想系统中复杂、丰富的内容往往就很难真正地敞开并被把握。从中，可以注意到，仅仅使用类型分析的方式，无法具体揭示出历史上特定个案内在的、真实的品格。

同样，在学派分类上，我们也可以看到相近之处。如上所述，在先秦思想的研究中，自从汉代的司马谈之后，人们常常作出儒家、道家、法家、名家和墨家等等的区分，但如果以某个具体的思想家作为个案来研究，就可以看到这样一种分类的研究所具有的不足。仍以墨家而为例，通常以儒墨为对立的学派，但事实上，墨家固然在不少方面与儒家相对，如其“非乐”与儒家主张的礼乐文明似乎针锋相对，但它的很多观念与儒家有相通之处。墨家主张“尚同”，从实质的方面看，这里包含意识形态的统一追求，这与儒家的“一统”趋向显然具有一致性。另外，墨家讲“兼爱”，一般常常将其与儒家的仁爱视为对立的方面，宋代的理学家，甚而以“理一分殊”严格辨析兼爱与仁爱的不同，但按其内涵，它与后来佛家的“慈悲”、儒家的仁属于同一序列，体现的是不同意于暴力原则的人文趋向：在以人文或人道而非暴力为原则这一点上，儒墨更多地呈现相近的趋向。在此，单纯以儒墨对立的类型，显然很难涵盖作为个案的墨子思想的全部内容。

知识系统总是以一定方式表述出来，古典的知识也存在相近的情形。就知识的表述形态而言，可以区分思辨地说、诗意地说、批判地说等不同的方式，但是，从的具体个案来看，事实上具有更为复杂的现象（这种不同方式思想现实中实际上相互交融）。以《老子》或《庄子》而言，一方面它们具有诗意地说的特点，庄子在某些方面可以看作是诗人思想家，他以诗人的直觉洞见了不少思想的内在原理；《老子》五千言本身在表述上就有诗的形式，因此，在相当意义上，我们也可以把它看作诗意地言说的形态。但另一方面，二者又包含着许多批判地说的内容，不管是《老子》还是《庄子》，都对当时的礼、法和政治社会现实给予种种的抨击和批评。同样，它们也有一种思辨地说的倾向：《老子》就建立了一个以“道”和“无”为第一原则的思辨系统，庄子同样以齐物为追求的目标，主张“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这样，在以上的具体个案中，思辨地说、诗意地说、批判地说是融合、交错在一起的，我们很难简单地把它们具体归结为某种单一的言说方式。这里既包含古典知识系统的内涵，又体现了传统知识系统的多样特点。

无论是思想的类型，还是思想的个案，都表现了知识的不同内涵，并通过不同的思想家而得到体现；思想的个性特点、多样形态，更无法离开具体的思想家。思想可以展现为前面提到的各种逻辑、义理的形态，但作为思想主体或思想承担者的思想家却是有血有肉的存在，其音容笑貌，人格气象，都有形之于外的一面。在思想衍化中，思想家既有其神，也显其形，他的个性特征，通过多样的形象得到了展现，由此，思想可能呈现的抽象性也可以得到某种扬弃。中国文化注重成就人格，所谓成己、成人，都关乎人格的涵养和成长。然而，对中国的思想家而言，人格的完美并非仅仅体现于内在的德性，而且落实于德行，并形之于外或有其外在的风貌。人格追求的如上取向，也赋予形象的展现以独特的意义。

在历史上，从孔子、孟子，到朱熹、王阳明，都曾成为历代研究的对象，这些先贤虽诞生于早先的时代，但每每又传诸后世。回溯这些历代的先贤，使后人对以往思想家如见其人，如睹其貌，由此，思想史也不再仅仅以抽象思辨的形式呈现，而是给人以某种形神结合的亲切感。当然，如同以往的经典诠释有其时代的特点一样，过去历代的评传，也镌刻着不同的历史印痕。从今天看，如何以更具有时代特征的形式展示前贤风貌，显然是无法回避的问题。从这一方面看，对古典思想家的研究，不仅揭示了以往知识系统的特点，而且展示了其不可忽视的学术价值。

（本文为作者2026年3月在北京举行的研讨会的视频发言）

来源：杨国荣（西北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暨浙江大学马一浮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