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则臣《我要从南走到北》：乡村少年的北上人生

对作家徐则臣而言，“走”是人生最基本的动作，也是写作最核心的隐喻。从江苏连云港东海县青湖镇尚庄村，到村小、镇上初中、县城高中，再到淮安、南京、北京——他一路北上，把中国的每一级行政区划都走了一遍。这条轨迹，与他笔下的大运河、与《北上》中人物的命运流向，形成了某种隐秘的同构。

近日，徐则臣推出了《我要从南走到北》，收录其整个创作生涯的散文代表作，包括《放牛记》《生活在北京》《风吹一生》等。作品中文章的创作时间横跨20年之久。值此书出版，“一个乡村少年的北上人生——徐则臣《我要从南走到北》新书发布会”在京举办。茅盾文学奖得主、作家徐则臣与作家张楚围绕行走等话题展开分享。

活动现场

“从不完美走向相对体面”

“一个人的成长其实就像河流一样，不管你往北流还是往南流，往东流还是往西流，但是它一直在往远方去，到世界去。”徐则臣说。

这部散文集收录了他二十年间的作品，从二十出头到年近五十，文风的稚嫩与圆熟、情绪的激越与沉潜，都被原样保留。徐则臣不删不改，只想呈现一个人“从不完美走向相对体面”的真实过程。书中按年龄编排，从少年时的《放牛记》，到青年时在北京求学的《生活在北京》，再到为人父后的篇章。“不能公开的，我从来不写。但是能公开的，我就开诚布公，春秋笔法、影射这些我都不会。”徐则臣谈道。

张楚是徐则臣二十余年的老友，他细数书中细节：那个追旋风跑到野外、天黑不敢动弹的少年；那个怕母亲被调换、盯着她牙齿上黑点的孩子；那个看到被侮辱的女人、从此总是快步经过那座桥，不敢回头的男孩。“我虽然认识则臣二十多年，但这本书让我更了解他了。”张楚说。

而韩敬群将这本书定义为徐则臣的中年之书与成长之书。他用一句唐诗作注：“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一个人在爬山途中，总要找个地方歇脚，回头看看走过的路。而书封上的那句“一样的苦闷，一样的挣扎，一样的居无定所”是徐则臣想对90后、00后说的话：“你们今天经历的迷茫与困顿，你们的兄长也全都经历过。”

两种路径，同一种抵达

徐则臣与张楚的创作路径形成了有趣的对照。徐则臣是“动态”的写作者。他的作品题目里尽是空间：《跑步穿过中关村》《北上》《耶路撒冷》《王城如海》……他始终在动态中观察、书写这个变动不居的时代。而张楚多年深耕县城文学，在相对封闭的空间里，挖掘人性最幽微的褶皱。

“张楚用的叫‘龟息大法’。”徐则臣笑言，“以静制动，以静态的姿势关照一直在变化的现实。”张楚并不否认这种分野。他坦言，自己三十多年生活在县城，接触的都是形形色色的普通人，“普通人跟那些伟大的人一样，都有非常丰富的内心世界。我在那个场域里能做、想做的，就是把他们的幽微与精妙呈现出来。”

但两种路径并非对立，张楚认为，无论是向内雕刻还是向外行走，目标都是一样的：走向更开阔的人类精神领域。

这种创作观的差异，也延伸至对文体选择的理解。徐则臣坦言，他重视长篇小说的结构意识，这源于童年跟父亲盖房子、打家具的经历。“每一个房子、每一件家具，脑子里必须有它的形状。结构是根深蒂固的。”而张楚从写中短篇转向长篇，并非刻意追求文体进阶，而是因为中篇的体量已经装不下他想说的话。他写《云落》前被徐则臣反复叮嘱“最重要的是结构”，紧张得把福克纳和帕慕克的长篇一部部翻出来研究，最后发现“还是瞎写吧，实在不行再调整”。

关于写作的真诚，他们的共识是一致的。徐则臣说：“修辞立其诚。一个作家存在的价值，在于提供自己那个独特的视角和认知。你要用真嗓子说话。”张楚则补充：“读者读完小说，那个作家的形象、性情，会在心里形成立体的样貌。不必事先了解，也不必刻意隐藏。”

徐则臣

70后作家：从遮蔽到显形

徐则臣在70后一代作家中最早获得茅盾文学奖。与同为70后作家的张楚对谈，话题不可避免地转向“70后作家”这一标签。徐则臣直言，当年写《耶路撒冷》，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文学圈提起作家，都是50后、60后，一下跳到80后，70后好像失踪了。他说，这一代作家不是没有实力，而是大部分精力都放在中短篇小说上，而批评界评价一个作家，往往以长篇小说为标尺。

“以前确实有一种说法，说70后是‘被遮蔽的一代’。”张楚从自身经验出发，认为这代作家相对晚熟。此前更多关注生活的细度与历史的褶皱，而随着年龄增长，对时代的整体性认知逐渐融入文本。

韩敬群作为见证者，回忆起2017年他为《文艺报》撰文，预测70后作家将在未来五年迎来长篇创作的井喷。这个预言迟到了几年，但并未落空。

《我要从南走到北》不仅是个人的回望，也是一场跨代际的对话。徐则臣自己将这本书视作一次“清理”。“写完《耶路撒冷》，我把那代人的方方面面都清了一遍；写完《北上》，我把运河题材清了一遍。出这本散文集，是把自己二十年的来路清了一遍。”他说，“清理完，轻装上阵。”人近五十，他的写作仍处于“动态”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