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63年伦敦：底层女工冒充德国公主重婚诈骗

伦敦老贝利法庭审判了一起耸人听闻的重婚案。被告玛丽·卡尔顿在当时已成为公众疯狂迷恋的奇观，据估计，在她身陷囹圄等待审判期间，竟有五百多名访客专门前往监狱“参观”她。

在法律层面上，她被控在已与坎特伯雷鞋匠约翰·斯蒂德曼成婚的情况下，又在伦敦委身于约翰·卡尔顿（审判过程中，甚至还流传出她可能存在第三任丈夫——多佛外科医生戴）。但在公共舆论的法庭上，她被指控犯下了更有趣的欺诈：她假冒身份显赫且腰缠万贯的外籍贵族，诱使当时年仅18岁的律师行学徒约翰·卡尔顿落入婚姻陷阱。尽管玛丽本人谦称自己仅是名门之后而非皇室血统，但她仍被冠以“德国公主”的称号。

玛丽·卡尔顿的人生轨迹极难界定。她生命中最引人注目的篇章——那场重婚婚姻及随后的审判——存在着大量相互矛盾的记载，而她早年与晚年的漫长时光则缺乏确凿的档案。她原名玛丽·莫德斯，出生在坎特伯雷，父亲可能是一名提琴手。

她嫁给了鞋匠斯蒂德曼，几年后又嫁给了外科医生戴。她与卡尔顿成婚并因重婚罪受审，但最终因卡尔顿方仅能提供一名无力的证人而获宣判无罪。几年后，她因偷窃一个大口杯被流放到牙买加。然而她随后非法返回英格兰并重操旧业，最终因盗窃被定罪并处以绞刑。

玛丽·卡尔顿的事迹引发了一场出版狂潮：仅一年，市面上就出现了十几本关于此案的小册子和单张印刷品，其中包括玛丽本人的两本自辩书、约翰的两份反驳声明以及审判实录。在这一地鸡毛的故事中，只有少数细节是确凿的。

春天的一个清晨，一名举止优雅、带有异国风情的女性进入了伦敦中心的交易酒馆。她由一名牧师陪同，两人刚从格雷夫森德码头搭乘小船抵达。为了摆脱牧师日益露骨的求爱，这位女士求助于酒馆老板金先生，并在此住下。金氏夫妇敏锐地察觉到这位陌生女子的珠宝，以及她寄往海外给“管家”的信件。由于觊觎其财富，金氏夫妇将她介绍给了金太太的弟弟，即年轻的约翰·卡尔顿，两人在几周内便闪婚。

关于这场求爱及其后果，各方叙事开始出现分歧。玛丽的版本主要见于出版的三部著作。第一部是匿名发表的《受难女士的辩护》，其基调与内容与玛丽随后的署名作品高度一致。

该书坚持玛丽的德国血统，称任何听过她说话的人都能察觉到那是她的“天然母语”。书中将她熟练掌握“法语、荷兰语、拉丁语、希腊语和希伯来语”以及精通“音乐、唱歌、舞蹈”视为她出身高贵的证据，并驳斥了此前讽刺小册子中称她是惯偷的指控。在该书最后一页的附注中，玛丽甚至告知读者，她的德国父姓是“德·沃尔维”，而非那些庸俗的英格兰诽谤者所称的“德·福娃”（隐含生殖器之意的恶意谐音）。

相较于《受难女士的辩护》在传记细节上的吝啬，玛丽署名的《德国公主历史叙事》和《玛丽·卡尔顿夫人案》则提供了详尽的浪漫化描写。在《玛丽·卡尔顿夫人案》中，她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孤苦伶仃却机智过人的女继承人。

她声称自己在修道院长大并接受教育，为了不被迫成为修女，她逃往科隆继承家产。在两名糟糕追求者的纠缠下——一个是老态龙钟的军人，另一个是研习黑魔法的浮士德式学生——她再次出逃英格兰。

按照她的逻辑，她不是骗局的操纵者，而是其受害者。她称金氏夫妇和卡尔顿家族担心有朝臣抢走这位外国富婆，于是将其软禁，并让约翰伪装成勋爵进行诱骗。约翰在求爱中编织了关于豪宅和领地的“狂想曲和虚构故事”。在印刷品中，玛丽慷慨地原谅了小丈夫的造假，称他的“空中楼阁”并非谎言，因为他确实计划在骗到她的钱后买下这些财产。

婚礼仓促举行，两人甚至结婚了两次。随后，当玛丽那子虚乌有的财富迟迟未能变现时，卡尔顿一家翻脸不认人，强行剥夺了她的衣服珠宝，并买通伪证指控其重婚。玛丽将约翰的父亲描述为头号反派：贪财、记恨，且一心想把她送上绞刑架。相比之下，约翰则被塑造成一个无能的笨蛋，既在入狱当天“深情”探望，又在明知死刑后果的情况下参与指控。

关于自己的欺骗性，玛丽承认得令人惊讶。她声称在大事上从未撒谎，但在察觉到卡尔顿家族企图诱捕她的“公开迹象”后，她精心策划了一场“反计谋”。她故意展示珠宝和信件，暗示自己拥有更庞大的家产。在她口中，贪婪驱动了他们的阴谋，而天赋与对恶作剧的无害热爱则成就了她的回击。她认为自己不该受到谴责，反而应获得掌声，因为“长时间地伪装高贵而毫无破绽，实在是一件难事”。

约翰的反击则呈现了截然不同的面貌。在《反驳》和《约翰·卡尔顿最后的告别》中，他把自己描绘成一个被玛丽的热情和排场冲昏头脑的单纯少年。他回忆起自己曾为两人悬殊的地位感到焦虑，而玛丽则凭借其“机敏”、“优雅谈吐”和“多种语言天赋”，让他完全失去了怀疑的空间。

她像“从欧洲古堡穿越而来的老派公主”一样，诈骗了数以十万计的美元。和早年的德国公主一样，德尔维自称来自科隆。这种从丑闻到娱乐的极速转换如出一辙：德尔维的故事迅速被改编为播客、戏剧和奈飞剧集。

跨越三个半世纪，玛丽·卡尔顿和安娜·德尔维共同体现了一种“自我造就”、顺应媒体、且带有“后真相”色彩的精神气质。玛丽的骗局精准捕捉了伦敦社会流动的阵痛。在那个离婚几乎不可能的年代，逃离家庭的妻子们涌入伦敦寻求新生，而婚姻——甚至是重婚——往往是女性获得经济保障的唯一路径。

英格兰法律中的“从属身份制度”规定，妻子的财产全权属于丈夫。这项法律深深刺痛了玛丽。即便重婚罪名不成立，她在法律上仍是约翰的妻子；当她请求法庭归还珠宝时，却被告知这些财物现在已合法属于她的丈夫。

这种经济局限导致了当时男权社会的深刻焦虑。男性作家频繁想象女性如何通过“诡计”窃取丈夫的钱财以换取丝绸长裙。厌女作家约瑟夫·斯威特纳姆警告说，女性在缠上你后，会“掏空你的钱包，当面嘲笑你，甚至割开你的喉咙”。这些作家将责任归咎于女性的堕落，却无意中揭示了：如果女性拥有直接获取金钱的合法手段，她们或许就不必在斯威特纳姆所谓的“骗术”上花费如此多的心血。

玛丽·卡尔顿既像是男权焦虑的化身，也像是那个时代“社交剧场化”理解的产物。理查德·布雷思韦特在《英格兰淑女》中告诫读者：“把这世界看作你的舞台，人生看作一场戏。”他本意是要求女性表现得高尚，但这种“世界即舞台”的隐喻很快被玛丽这样的人挪用，成为伪装与重塑身份的通行证。

当时，“女演员”一词刚进入英语，指代的往往是社交场合的表演者而非剧场艺人。玛丽本人则跨越了两者的界限。她在名为《德国公主》的戏剧中亲自登场出演自己。

托马斯·波特在当代剧作《智慧之战》中，为玛丽安排了一段极具挑衅性的独白。在全剧结尾，她调侃观众：“你们认为我是一个大胆的骗子——但你们中又有谁不是呢？世界本身就是场骗局，身处其中的我们，只是在各自的位分上施展智慧。”

玛丽·卡尔顿究竟是谁？这是一个无解的问题。正如柯克曼所叹：“一个全身由谎言构成的人，真相如何探寻？”

在当时，“赝品”一词既指肖像，也指伪造。这首诗精准捕捉了玛丽自我呈现的本质：她既是天真的少女，也是老练的操纵者；既是命运的弃儿，也是故事的编织者。这种“完美真实，又完美虚假”的双重性，构成了玛丽·卡尔顿跨越世纪的魅力核心。

劳拉·科尔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