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香港“八办”主任廖承志

导读

抗日战争时期，在周恩来的推荐下，廖承志接受中共中央的派遣，前往香港担任“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在此期间，廖承志以香港“八办”为平台多方奔走，积极工作，在复杂的斗争环境中密切联系各方抗日力量。经过悉心努力，最终与当地政府达成了“合作抗日”的共识，在“既斗争又联合”中，为抗日作出了独特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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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八办”主任的合适人选

全面抗战爆发后，日寇逐步南侵。随着平津沪宁等重要城市的失陷和被封锁，香港逐渐成为中国当时对外联络的主要渠道。而日军的步步蚕食、鲸吞与侵占，也对当时的港英政府造成了直接的威胁。这导致港英政府对香港民众运动的态度开始从原来的高压政策向“睁一眼闭一眼”转变。周恩来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些变化，根据香港的战略地位和政治环境，决定在香港建立八路军办事处。

1937年底，周恩来拜访英国驻华大使阿奇博尔德·克拉克·卡尔，向他提出设立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卡尔答应了周恩来的要求，并致电英国外交部。英国政府同意了卡尔的建议，致电港英政府，帮助中共在香港秘密建立“八办”。为便于更好地开展港英政府的工作，周恩来决定向中央推荐由廖承志担任香港“八办”主任。

廖承志的父亲廖仲恺是中国国民党元老，与廖承志的母亲何香凝同为中国国民党左派重要人物。早年的廖承志，求学、生活、追求革命的足迹涉及日本、中国香港、德国、法国、苏联等地。1928年春留学于日本早稻田大学第一高等学院时，他因持续从事爱国活动曾被日本政府拘捕并驱逐出境。

1928年8月，廖承志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1月，党组织派他到德国，并转入德国共产党。1929年，瞿秋白派他去德国汉堡领导中国海员运动，担任汉堡国际海员俱乐部支委、书记。他参加了进步组织反帝大同盟，到过荷兰、比利时组织领导中国海员运动。1930年夏，赴莫斯科参加职工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其后，他参加了长征，于1936年12月抵达陕北保安。1937年1月，廖承志随中共中央迁往延安，随后出任中央党报委员会秘书。

周恩来的这个决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因为廖承志的父母都曾经是国民党的“高官”，廖承志的外公家也曾经是香港的上流家庭，有相当的社会关系，与港英政府有一定的接触。据廖承志的外侄女李湄的记载：“我外婆（廖承志的母亲何香凝）的娘家在香港‘荷李活’道……外婆的父亲何炳恒在香港摩罗上街买了一排房子，1、3、5号靠海一侧全是他的产业，几乎占了半边街道。”加之廖承志有丰富的海外学习和工作经验，便于在国际化程度高的城市香港与外国人士打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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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亲自交代任务

1937年10月的一天晚上，毛泽东把廖承志请到他在延安居住的窑洞，亲自交代任务，要廖承志以自身独特的便利条件，到香港开设香港八路军、新四军办事处。毛泽东对廖承志说：“中国抗日面临生死存亡关键时刻，抗战的物资极为缺少，急需发动海外的华侨捐献物资，支援抗战，这也是在香港设立八路军、新四军办事处的意义所在。周恩来同志知人善任，选择了你，我也举手同意！你在国民党那边有不少朋友，你要充分团结中间派，扩大统一战线，推动抗日救国运动。”

廖承志愉快地接受了党交给他的任务，于1938年1月初前往香港，与已在港的潘汉年、吴有恒、连贯、张唯一、李少石、廖梦醒等人一起，共同组织筹建半公开的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他们在皇后大道18号临街找到一个大房间，门上方悬挂“粤华公司”横匾，店里摆上中国各种名茶，以经营茶叶批发生意为掩护。

由廖承志、潘汉年领导，连贯公开身份是廖承志秘书，负责具体事务。房间用屏风前后隔开，前面是店铺，后面是潘汉年、廖承志、连贯“谈生意”，会见著名爱国华侨及外国友人的地方。

香港“八办”有三大任务：一是向海外宣传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主张和政策；二是把海外华侨和各国朋友提供的支援物资送到各抗日根据地；三是搜集国际最新动态情况供中共中央领导人参考。

身负党和人民的重托，廖承志深感责任重大，马上投入到繁忙的事务中，积极开展对港英政府的宣传和统战工作。一直到1942年2月香港沦陷，香港八路军办事处才被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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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斗争，又联合

当时，太平洋战争尚未发生，但香港这时已经成了日军虎视眈眈觊觎的地方，为了防止日本和国民党特务的迫害，廖承志、潘汉年制定了严格的纪律，不准照相和赠送照片，不得与亲戚、同学、朋友通信来往，组织大家学习隐蔽斗争方法。

不久，英国受欧战的影响，对日采取妥协政策。港英当局据此也限制中共在港文化活动，对抗日宣传严加控制，凡有“抗日”、“抗敌”、“汉奸”字样的文章一律不准见诸报端。 廖承志非常注意采取斗争与统战相结合的策略，既提出批评，又与港英政府接触，加强与香港警察总监联系，援救被抓的进步人士。

1939年3月，港英警署曾经在日本的压力下，以“煽动民众损坏日英关系”为由，出动便衣侦探封闭了“粤华公司”，把连贯等人抓走并拘留起来。事件发生后，廖承志一面向港督杨慕琦提出抗议，一面向周恩来发出急电报告情况。

在重庆，周恩来获悉事件经过后，迅即面见英国驻华大使卡尔爵士，详细通报香港“粤华公司”的搜捕事件；在香港，廖承志则亲至港英警署进行交涉。他严正指出：“粤华公司是根据中英双方协议而设立的正式机构。贵方在事先没有通告、没有招呼的情况下，公然采取如此突然的搜查行动，还带走我们的五位工作人员，这是贵方单方面违背协约，有损中英双方感情的粗暴行为。”

经周恩来对英国驻华大使提出交涉，以及廖承志在香港的积极活动，连贯等人最终被放了出来。香港警察总监还曾在报上公开声称“一年来香港共产党甚为活动，但他们主要不是反英而是进行一般的募捐救国工作，而且完全尊重香港法律，绝无非法行动，所以，香港政府并不加以任何干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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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港英政府“合作抗日”

1941年，随着日军“南进”迹象越来越明显，英日在中国香港一战已在所难免。港英政府对廖承志领导的“八办”在香港开展的抗日活动持暗中支持的态度，并寻求共同抗日。1941年10月，英国政府和港英当局积极寻求与香港“八办”领导的游击队谈判合作抗日，英远东军司令部曾主动派人与负责香港“八办”的廖承志谈判。

在周恩来的指示下，廖承志与英远东军司令部进行了成功的谈判。廖在发给中央的三次电报（1941年10月 25日、11月14日、12月7日）中，详细汇报了他与远东英军谈判合作抗日的情况。英国要求中国共产党党员冯白驹领导的琼崖抗日游击总队去炸日军在海南的飞机场，炸药由英军提供；为便利冯部发展游击战争，英提供驳壳枪及轻机枪；允许冯部在香港设立办事处，但希望中共不要利用它来进行一般的活动。

1941年12月8日，为进一步实现南进计划、彻底破坏援华路线、迫使中国屈服，日军在偷袭美军基地珍珠港的同时，大举进犯香港。英国与日本成为公开的敌对方，英国对改善与中共的关系也更加积极，港英政府努力寻求加强与中共抗日力量的军事合作。

1942年12月12日，面临日军强大的进攻，香港总督杨慕琦托澳大利亚籍的英国记者贝特兰找到廖承志，提出港英政府与香港“八办”代表会晤，共商协同保卫港九问题。次日，中共代表廖承志、乔冠华、夏衍与香港总督杨慕琦的代表辅政司金逊及贝特兰会面。廖承志等人表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可以协同驻港英军、加拿大兵保卫港九，但港英当局得供应必要的武器弹药。金逊当面表示：立即向港督报告，尽可能满足中国游击队的要求。但因日军进攻猛烈，港英当局很快投降而没有具体实施。

廖承志在香港“八办”与港英当局的交往和接触，为英国政府与中共关系的改善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也进一步推动了抗战后期港九游击队与英军服务团的合作。例如，1942年1月，派进港九地区的几支武工队统一组成港九大队，全大队有600多人，港九大队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特设国际工作小组，开展了广泛的国际合作。

针对港九地区地域狭窄、回旋余地小、城镇密集的特点，港九大队着重发挥短枪队的高机动优势，多打小仗、巧仗，推动了城市游击战争的蓬勃发展。

本版文章据《炎黄春秋》杜俊华陈阳阳/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