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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57位开国上将是上世纪50年代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官阵容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战争年代,正值三四十岁、血气方刚的开国上将们,为创建新中国东西驰骋、南北征战。和平时期,他们或镇守一隅,任大区主将;或落脚京城,为中枢要角。
01
各大总部领导岗位上的主体
20世纪50年代,人民解放军各大总部中,担任军委各总部正职的,以元帅、大将为主,如前后两任总参谋长徐向前元帅、粟裕大将,前后两任总政治部主任的罗荣桓元帅、谭政大将,军委秘书长兼总后勤部部长黄克诚大将,总军械部部长王树声大将等,而担任总部副职的,则以上将居多,特别是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和训练总监部更为突出。那个时期,中将们更多的是在总部二级部中担任部长,或在大军区中出任军政副职。
从新中国成立后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前的17年间,除了粟裕、黄克诚、陈赓3位大将任过副总参谋长外,还有12位上将担任过副总参谋长,他们是张宗逊、李克农、王震、许世友、邓华、彭绍辉、张爱萍、杨成武、韩先楚、杨勇、李天佑、王新亭。
这个时期,副总参谋长的岗位几乎被上将们一统天下。即便是总参二级部中,当时还有4位上将军衔的部长(注:三部李涛、动员部王平、队列部傅秋涛、军交部吕正操)。可以说,“文革”前的十几年间,有近1/3的上将在总参谋部任职或兼职。以1954年11月粟裕被任命为总参谋长时为例,副总参谋长除陈赓大将外,还有张宗逊、李克农、王震、许世友、邓华、彭绍辉、张爱萍、杨成武、韩先楚9位上将副总长,阵容之盛、级别之高,可见一斑。
1965年12月,罗瑞卿大将被撤职,杨成武上将接任代总参谋长。1968年3月,杨成武被撤职,总参谋长之职由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上将继任。受林彪器重的黄永胜,成为第一个正式担任总参谋长的上将,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五位总参谋长。
1967年11月,开国中将、广州军区副司令员温玉成调任副总参谋长兼北京卫戍区司令员,首开中将任副总长之先例。至此,新中国成立18年,副总参谋长几乎由上将一统天下的局面方被打破。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元帅),除副主任谭政大将外,还有傅钟、萧华、甘泗淇3员上将。在总政治部,傅钟上将是资格最老的副主任。他在总政治部副主任的任上一直干到80年代初,任期长达40年。
叶剑英领衔的武装力量监察部,周纯全、杨至诚、陈再道3位上将为副部长;刘伯承为部长的训练总监部,张宗逊、萧克、李达、彭绍辉、周士第、郭天民6位上将为副部长。此外,洪学智上将先为总后勤部副部长,1957年5月继黄克诚大将之后接任部长;宋任穷、赖传珠上将为总干部部副部长。
在军委8大总部时期,作为军事指挥中枢的总参云集的上将最多,10位副总长中,有9位上将副总长,其次为训练总监部,6位副部长清一色都是上将,被称“一元帅带六上将”。
02
第二批大军区司令主要是上将
1949年初全军整编时,统一序号的19个兵团,编有70个军。1950年新中国成立伊始,全国有西北、华北、东北、西南、中南、华东6大军区,司令员分别为彭德怀、聂荣臻、高岗、贺龙、林彪和叶剑英(中南军区代司令员)、陈毅。
第一批大军区司令(除高岗外),日后均被授予元帅军衔。第二批大军区司令,则主要就是上将衔军官了。
1955年2月,全国大军区重新划分,由6个大军区改划为12个大军区,即沈阳、南京、昆明、北京、广州、内蒙古、兰州、济南、武汉、成都、西藏、新疆军区,1956年5月增设福州军区,为13个大军区,邓华、许世友、谢富治、杨成武、黄永胜、乌兰夫、张达志、杨得志、陈再道、贺炳炎、张国华、王恩茂和叶飞分别担任各大军区司令员。以后,韩先楚(福州)、杨勇(北京)、陈锡联(沈阳)、秦基伟(昆明)、李天佑(广州代司令员)、黄新廷(成都)亦接任大军区司令员。
其中,除张达志、张国华、王恩茂、秦基伟、黄新廷5人为中将外,其余14位均为上将。这些上将衔大军区司令构成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大军区司令员的主体,又称为第二批大军区司令。他们当时年龄大都在45岁上下,正值年富力强。
这当中,担任大军区司令员时间长的,要数许世友、杨得志、韩先楚、陈锡联4人,从20世纪50年代一直任至1980年。“文革”期间,即便在林彪、“四人帮”十分得势的时候,这几位大军区司令基本上也能坚守岗位。当时全国一片混乱,大军区和军区司令是毛泽东极其看重、又极为倚重的重要力量,无论是“支左”、军管还是制止武斗,都需要这支力量。江苏造反派曾提出“打倒许大和尚”“揪出许大马棒”,被毛泽东制止了。毛泽东说,不许揪许司令。许世友是个代表,打倒许世友,其他大军区杨得志、韩先楚、陈锡联都得倒。周恩来也警告:“如果有人要揪许世友,我一小时内赶到南京去。”毛泽东特别强调,军队要保持稳定,不能自毁长城。
应当说,大军区司令没有被全部打倒,是极具作用的。那个动乱年代,军队不能乱。毛泽东不仅对几个大军区司令加以保护,而且一直将大军区掌控在自己手中。即便林彪拥有副统帅地位,主持军委常务工作,号称“直接指挥”军队,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把持军委办事组之时,11个大军区的主官任命,也还是由毛泽东直接把握、精心布局的。
许世友、杨得志、韩先楚、陈锡联4位上将在大军区中,很有代表性。有毛泽东撑腰,他们的地位,是林彪、黄永胜等人无法撼动的,也未被江青操控的“中央文革”打倒。
直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梁兴初、张才千、曾思玉、郑维山、李德生、皮定均、聂凤智、吴克华、王必成、丁盛、龙书金等中将、少将,才陆续成为第三批大军区司令,打破了上将对大军区司令员职位的“垄断”。
03
开国上将群体的特点
开国上将获得军衔时,平均年龄在47.4岁。他们的职务特点是:长征时期大多为红军师、团级领导干部;抗日战争初期大多担任旅、团级领导;1949年1月全军整编以后,基本上是正、副兵团级军政领导。
1952年的军队干部评级中,被评为正兵团级的有38人,其中35人后来被授予上将军衔,只有王树声、许光达、徐立清3人例外。
王树声、许光达被授予大将军衔。徐立清,新中国成立前为一野第一兵团政治委员(兵团司令王震),1955年评授军衔时为解放军总干部部副部长,按职级本应授上将军衔。但作为评授军衔工作的主持人之一,徐立清自己要求降授为中将军衔,成为历史佳话。
上将以正、副兵团级者居多。1965年取消军衔制时,改套国家行政级别,正兵团级对应为国家行政5级。
贺炳炎是唯一一名准兵团级被授上将军衔者。乌兰夫、阎红彦二人无军队级别(1952年未参加军队评级),1955年授衔时,因有军队职务(他们分别为内蒙古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成都军区第一副政治委员),授上将军衔。
在这些开国上将中,新中国成立后当选过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有10人:谢富治、许世友、陈锡联、黄永胜、韦国清、乌兰夫、宋任穷、苏振华、王震、杨得志;担任过中央书记处书记的有4人:谢富治、宋任穷、杨得志、杨勇;当选为国家副主席的有2人:乌兰夫、王震;担任过国务院副总理的有5人:谢富治、乌兰夫、陈锡联、张爱萍、王震;担任过国防部部长的有1人:张爱萍;担任过总参谋长的有2人:黄永胜、杨得志;担任过总政治部主任的有2人:萧华、韦国清;担任过总后勤部部长的有2人:洪学智、张宗逊。
担任过军种司令员的两位:第一个是刘亚楼,首任空军司令员(1949年至1965年);另一位是叶飞,海军第二任司令员(1980年至1982年)。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解放战争时期,华北军区的第二兵团的4位领导人——司令员杨得志、第一政治委员罗瑞卿、第二政治委员杨成武、参谋长耿飚,在新中国成立后,两人担任过中央军委秘书长(罗瑞卿、耿飚),一人担任过国防部部长(耿飚),三人担任过总参谋部一把手(罗瑞卿、杨得志任过总参谋长,杨成武任过代总参谋长)。一个兵团的4位领导“一窝”升至军委总部重要岗位的现象,在解放军各兵团中都是独一无二的。
在开国上将中,出自黄埔军校的有:周士第、陈明仁(一期),陈奇涵(三期),张宗逊、宋时轮、杨至诚(五期),郭天民、陈伯钧(六期,武汉分校)。
陶峙岳、董其武、陈明仁3位起义的国民党军中将,1955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军衔。
在开国上将中,籍贯湖南的最多、有19位,其次是湖北籍14位,两湖籍贯的上将占绝大多数。
据《党史纵览》张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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