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重拳打击惯偷：偷老人手机最高三年监禁

这一针对惯犯加重刑罚的有机法案建议书，在经过长达一年的博弈后，终于越过了众议院的最后一道门槛。法案以302票赞成的压倒性优势获得通过，仅有36票反对和8票弃权。

桑切斯在这一刻选择了背弃其左翼盟友与“汇民党”，转而寻求反对派以及民族主义右翼政党的支持，这种跨越阵营的联合在当前政治语境下显得尤为罕见。

随着众议院的绿灯开启，该提案将移交参议院，预计在那里也将获得广泛支持。在此次立法进程中，西班牙工人社会党不惜令其执政伙伴“汇民党”及其他左翼盟友蒙羞，转而与人民党、呼声党、纳瓦拉人民联盟、一起为了加泰罗尼亚党、巴斯克民族主义党及加那利联盟站在一起，共同构筑了这一坚实的立法防线。

该法案旨在通过修改《刑法典》和《刑事诉讼法》的多项条款，对轻微罪行的多次重复实施者施以更严厉的惩戒。新法案规定，对于涉案金额低于400欧元的盗窃行为，若犯罪者此前已因类似罪行被定罪至少三次，最高可判处三年有期徒刑。同样的重罚力度也将适用于以营利为目的的重复性数字诈骗。

此外，法律还赋予了司法机关禁止犯罪者进入特定场所、社区、城镇或省份的权力。值得注意的是，法案特别强调了对手机及各类数字设备盗窃的打击。立法者认为，此类财物的丢失对受害者隐私与人身安全造成的损害，已远远超出了物品本身的经济价值，传统的量刑逻辑必须随之改变。

作为法案的最初推动者，一起为了加泰罗尼亚党在辩论中强调，这项准则“源于最基层的土地与街头，而非诞生于密闭的官僚办公室”。

其发言人玛尔塔·马德雷纳斯指出，法案是对社会现实的必要回应，旨在终结那些惯犯的“豁免权”。她直言，许多人正是利用了罚款后宣告破产而无需实际支付的漏洞进行反复作案，而新法将为包括老年人在内的最易受侵害群体提供坚实保护。

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则试图在支持法案的同时，维持其意识形态的独特性。他们一方面援引加泰罗尼亚的犯罪数据和各市市长的呼声来证明立法的正当性，另一方面又努力与右翼划清界限。

社会党议员弗朗西斯科·阿兰达辩称，该准则是从“进步主义”的视角出发，而非采纳“极右翼”的政治主张，试图以此安抚其日益不满的左翼盟友。

人民党在支持法案的同时，也并未放弃对执政党的抨击。他们回顾了工人社会党此前在众议院主席团会议上长期冻结该法案的做法，并讽刺称，真正严重的“累犯”其实存在于工人社会党的高层之中。

人民党发言人库卡·加马拉指出，连续犯罪的行为不应再是“零成本”，许多人已将扒窃和诈骗变成了其谋生的“职业生涯”，而这种扭曲的盈利逻辑必须被斩断。

此外，加马拉还特别提到了“向运毒快艇提供燃料”的行为，认为这种为毒品走私提供便利的环节必须纳入严惩范畴。她进一步批评社会党在通过该法案的同时，还在推动大规模移民合法化，认为这可能导致犯罪分子混迹其中。她总结道，居留权应该是应得的奖励，而非随意的赠予，守法者享有权利，而违法者必须承担后果。

呼声党投下了赞成票，尽管其议员胡安·何塞·艾斯科尔贝认为目前的力度仍显“不足”。他试图通过强调其党派长期以来对惯犯问题的关注来抢占舆论高地。

呼声党认为，如今的街道上充斥着习惯性犯罪者，不能以同情犯罪者为由而忽视受害者的痛苦，国家必须做出强有力的回应并进一步加强边境安全。

左翼阵营则对这一立法表现出了强烈的抵触，指责其“助长了种族主义和排外主义的叙事”。我们能党代表玛尔蒂娜·贝拉尔德认为，这是一种典型的“针对穷人的重拳出击”，而对那些所谓的“大鳄”却往往视而不见。她直言，此举的目的在于将贫困犯罪化，并污名化那些资源匮乏的弱势群体，本质上是将社会问题简单地刑法化。

执政联盟内部的“汇民党”同样言辞犀利，将其称为“针对小偷小摸者的刑罚”。发言人恩里克·圣地亚哥痛斥该法律是“最反动的极右翼思想的产物”，纯粹是为了惩罚那些社会底层的不幸者。他认为这种“民粹主义的妄想”只会给呼声党等势力的仇恨言论提供温床，而真正的解决方案应该是增加司法预算并强化应对社会排斥的教育投入。

加泰罗尼亚共和左翼党虽然表示不认同，但最终选择了弃权。该党认为，犯罪数据在加泰罗尼亚实际上有所下降，而公众感知的危机感并非仅仅依靠惩罚性法律就能解决。议员皮兰·瓦略格拉辩称，问题的症结在于司法的迟滞，应该通过增加法官人数来提高结案效率，而非炮制这种在他们看来缺乏实效的“法治烟幕”。

巴斯克民族主义党则持相反观点，其代表米克尔·莱加尔达认为，多重累犯正在侵蚀民众的安全感并破坏邻里共处的基石。他们认为《刑法典》修改未能达到预期效果，因此支持现在的分级量刑。

他们对保护手机和农作物安全的条款表示欣慰，认为这触及了受害者最核心的隐私权益和生存资料，具有深远的社会正义意义。

相比之下，巴斯克大团结党则将其视为“刑事民粹主义”的典型案例，认为这种做法毫无实效。代表容·伊尼亚里图警告说，单纯的严刑峻法无法从根源上预防犯罪，反而可能导致司法资源的错位。

他指责西班牙工人社会党违背自身信仰，仅仅是为了换取一起为了加泰罗尼亚党在其他事务上的支持。他坚信，针对这些社会边缘群体的惩罚不仅显得不近人情，且在预防犯罪方面也将是徒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