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中的复兴社十三太保：有几个太保，是真想置老蒋于死地？

老蒋的“复兴社十三太保”究竟是哪些人，估计连老蒋自己也搞不清楚，因为那个该死的团体，核心人员是有变动的，有一张名单是贺衷寒、邓文仪、康泽、桂永清、刘健群、潘佑强、郑介民、葛武綮、梁干乔、肖赞育、滕杰、杜心如、胡宗南，还有一张名单有戴笠、曾扩情、酆悌而没有潘佑强、葛武綮、杜心如，笔者认为有曾扩情的那张名单是准确的，因为戴笠在复兴社成立之初就是特务处处长，郑介民是副处长——十三太保怎么可能只有郑介民而没有戴笠？

之所以前一张名单上没有曾扩情，是因为他在西安事变中站错了队，其后不受待见一路坎坷，酆悌更是倒霉，成了“长沙大火”的替罪羊，被老蒋下令枪毙了。

西安事变发生于1936年，那一年成了复兴社十三太保的人生分水岭和命运转折点，导致他们人生轨迹发生变化的，就是西安事变时复兴社开会研究如何“救蒋”的时候分成了两派，而曾扩情两派都不站——他在西安跟张学良站在了一起。

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汇编了一本《回忆西安事变》，后来成为全国政协文史专员的文强和沈醉都贡献了自己的文字。

在淮海战役中被俘的徐州“剿总”前进指挥部中将副参谋长、代参谋长文强，在西安事变发生的1936年，正在南京担任参谋本部谍报参谋训练班政治指导员、参谋本部上校参谋，沈醉则是复兴社上海直属小组组长、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少校行动组组长，沈醉是戴笠的“徒弟”，文强转换阵营后也跟戴笠搭上了关系，还被戴笠聘任为浙江中央警官学校情报参谋训练班中校政训员。

据文强透露，西安事变发生前，戴笠安插在张学良身边的特务就传出了情报：“特务处(军统局前身)派驻西安地区情报站站长江雄风已发觉一些迹象，又从张学良身边亲信传出‘兵谏’之说，就此作为紧急情报报告特务头子戴笠。蒋得知后认为这是谣传，当时，我正在戴笠身边，又曾在另一特务头子郑介民身边工作，特务处书记长(相当主任秘书)梁干乔也曾向我说：‘假如西安事变前没有江雄风报来的情报在案，恐怕戴、郑两位老板的脑袋和乌纱帽早就保不住了。’”

当时戴笠是复兴社特务处正处长，郑介民是副处长，文强跟戴笠一开始是“合作关系”，还没有正式加入特务处，更不是复兴社成员，所以复兴社召开大会商讨应对西安事变办法的时候，他不能参加，但郑介民把开会的情况向他介绍了：“复兴社开不成会，主战主和争吵不休。贺衷寒，邓文仪等主战。特别是握有实力的桂永清迷信他的德械装备，率领一个教导总队，已经擅自向洛阳出动，一切以何老总(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之命是听。老戴和我以宋部长、蒋夫人意图，逐日与胡宗南在电台上保持联系，决不允许轻举妄动，救校长要救活的，用兵则有死无生，谁也不能胡干，出此下策。”

梁干乔在会上还跟郑介民发生了激烈争吵——梁干乔也是主战的，他认为没有大军包围西安，张、杨不会就范，而郑介民则坚决反对动兵，因为戴笠已经去了西安，宋子文和宋美龄马上也要去，这时候动武，岂不是连宋家兄妹和戴笠也搭进去了？

沈醉虽然已经加入复兴社特务处，但还是个毛头小伙子，当然也没资格参加以十三太保为主的高层会议，但是邓文仪到上海活动的时候，沈醉是去拜访过的，邓文仪对沈醉也进行过拉拢，并阐明了自己的态度：“主张立即调派重兵严密包围西安，不断派飞机从空中进行威慑和侦察，用武力解决东北军和十七路军。”

邓文仪还暗戳戳地指责戴笠和郑介民“不识大体”，因为戴、郑都“主张不要用兵而进行和平协商解决”，邓文仪认为戴笠郑介民这样做只会拖延时间，是不忠于老蒋的表现，他是坚决反对的。

沈醉不但人微言轻，而且是戴笠嫡系，自然不会跟邓文仪一个鼻孔出气——这里顺便解释一下：邓文仪为课长的“南昌行营调查课”，是比复兴社特务处更早的特务机关，吴景中（就是《潜伏》里那个吴敬中）、程一鸣等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生，就是被邓文仪以中校或上校军衔诱惑而“叛变”，后来这些人都并入了复兴社特务处，邓文仪只能去搞宣传，所以邓文仪对戴笠、郑介民等人是有意见的：邓文仪“花大价钱”收买的人员，最后居然成了军统骨干，您说他能不生气吗？

当然，西安事变的时候还只有复兴社特务处而没有军统局，但邓文仪的南昌行营调查课已经没了，他也变成了“中国驻苏联大使馆武官”，基本没有了任何实权。

邓文仪虽然位列复兴社十三太保，但已经在老蒋面前失宠，抱上何应钦大腿，还有可能咸鱼翻身，于是他就成了坚定的主战派。

文强和沈醉都没有参加那两个派系针锋相对场唇枪舌剑的复兴社高层会议，但新生活运动促进会总会复兴社南京支社新运总会小组长黄家驹是参加了的。

这里还要解释一下，这个黄家驹不是1962年6月10日出生的歌手，复兴社黄家驹回忆：那次大会是复兴社的“十三太保”之一刘健群主持的，而刘健群又是何应钦一手提拔的，所以尽管有郑介民等人强烈反对，但大会还是通过了以打为主的“决议”，三项决议的第二项，摆明了是要把老蒋置于死地而推何应钦上位：“以黄埔同学会名义，一致拥护何应钦暂代陆海空军总司令，负‘讨伐张、杨叛逆’的总责。并通电全国黄埔将领，即刻准备待命，一俟讨伐令下，直捣西安，营救‘领袖’脱险。”

何应钦、贺衷寒、邓文仪和刘健群把这个决议案拿去征求宋美龄的意见，当然是遭到了宋的坚决反对，遭到宋的竭力反对，黄家驹分析：“蒋介石与何应钦之间，早已存在利害关系的矛盾，而复兴社的重要负责人中亦颇有幸灾乐祸主张拥何代蒋的人，特别是复兴社的主要负责人之一的刘健群与何的关系最深，刘被蒋所信任，还是何的保荐，再如复兴社的另一重要负责人桂永清，是何的侄女婿，都主张实行这个决议案。桂永清擅自从南京率教导总队开到渭南，配合空军在上空轰炸扫射，企图进攻西安，这充分说明他们是别具用心，不顾蒋的生命安全，而借此搞以何代蒋的阴谋活动。”

在南京的复兴社骨干吵得不可开交，胡宗南也没闲着，这个戴笠的密友，当然是跟戴笠站在同一条战线上的，他首先停止向陕甘宁边区进攻，同时联络一下黄埔系高级将领发表通电，力促张杨释放老蒋，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戴笠去西安，也是胡宗南极力赞成的，所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胡、戴二人俨然以功臣自居，蒋介石对他们更是大加褒扬。”

胡宗南和戴笠受到了表扬，后来更是受到重用，但其他人可就“惨了”，有的“太保”连命都丢了，复兴社“老大哥（年纪大，不是地位高）”曾扩情更惨，老蒋刚回到南京，就命令戴笠把他抓了起来，沈醉在《战犯改造所见闻》中提到过曾扩情：“曾扩情由于一向与张学良相处得不错，张请他向南京广播，不要用武力解决西安问题，他就照办了。曾当时还是一番好意，怕一旦打起来，蒋的安全便成问题，据他说，那完全出于爱护校长去广播的。这次广播话虽不多，却使他从此失去校长宠爱，再也抬不起头来，引为终生憾事。”

老蒋不但把曾扩情关进监狱，还在大庭广众之下骂曾扩情“寡廉鲜耻”，这个黄埔一期的老资格太保，直到解放前被抓，还是个穷得叮当响的“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按理说“省党部主任委员”权利也不小，但当年的四川已经是老蒋的新基地，重庆和成都大街上随便抓一个都可能比曾扩情级别高。

曾扩情名为“省党部”主任，却连省党部的职工薪饷都发不出，他向省主席王陵基去借钱，刚从老蒋那里领了八万两黄金的王陵基一毛不拔，曾扩情只好把省党部一辆旧汽车卖掉给手下发薪水，然后自己就没钱吃饭了：“他东吃一顿，西就一餐。后来有人介绍他认识了成都某照相馆的女老板，她立即答应供给他食宿。他喜出望外，马上就搬到某照相馆楼上，和她同居起来，他以为这是占了一个大便宜。”

曾扩情解决还算不错，虽然他不受老蒋待见而穷得揭不开锅，但能在1959年第一批特赦，说明他在西安事变时还是站对了队，而胡宗南、戴笠、郑介民、胡宗南则因为力保老蒋而风光了一段时间，其他“太保”不是被打入冷宫就是押赴刑场，复兴社也名存实亡。

老蒋倚为心膂的“复兴社十三太保”，在关键时刻大都另寻靠山，甚至连老蒋的生死都不顾，读者诸君看了相关人员的回忆录，也可能会认为西安事变是这十三个人的人生分水岭和转折点，那么在您看来，哪几个“太保”在西安事变中表现得比较聪明？哪几个是真想置老蒋于死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