厨娘阿兰眼中的熙宁变法——灶台听朝堂

一名厨娘眼中的熙宁党争

三更的灶火

我叫阿兰,是苏轼府上的厨娘。熙宁四年的冬天格外冷,每天三更天我就得起床生火。苏大人家住汴京城的兴国坊,虽不比相府豪华,可来往的客人络绎不绝。天还没亮,门外就有人来敲门,说是有要事商议。

然而,我是个粗人,不懂朝堂大事,只管把饭菜做好。厨房里常年飘着炖肉的香味,东坡肉要炖上四个时辰才能酥烂,蟹酿橙要选用当季的阳澄湖蟹,水晶脍得用鲤鱼鳞熬制,费工得很。

深夜的酒席

那天傍晚,司马光大人的管家急匆匆来了。苏大人让准备一桌酒席,我摆上了东坡肉、蟹酿橙、水晶脍,又温了一壶桂花酒。席间听他们叹息,说是青苗法把乡下的百姓害苦了。司马光大人的管家说:"我家老爷说了,青苗钱名为惠民,实则扰民,这世道真是变了。"

接着,又有几位客人来了,说是欧阳修大人和文彦博大人也被排挤。他们在席间说起市易法,说是官府做买卖,把小商贩都逼得没法活了。我听了心里发酸,想起家乡的表哥就是个小商贩,靠卖水果勉强糊口。

与此同时,市易司的官员也来过。他们倒是满面春风,说是王相公的新法让国库充盈了,岁入比以前增加了三成。可苏大人听了只是苦笑,低头饮酒。

官人的叹息

苏大人最近总是一个人坐在后院发呆。有天夜里,我端了茶过去,看见他桌上摊着几卷奏折,眉头紧锁。他告诉我,王安石执意推行新法,可执行起来变了样,反倒苦了百姓。"青苗法的本意是好的,"他说,"可地方官为了完成政绩,强行摊派,不需要借钱的老百姓也被逼着借,利息又高,这不是惠民,是扰民啊。"

我听着,心里觉得苏大人心地善良。他总是想着百姓的苦处,不像有些官员,只想着升官发财。

离别的前夜

熙宁四年十月,苏大人决定自请外任。那晚府里很安静,我炖了他最爱的东坡肉,他却只吃了几口就放下了筷子。他对我说:"阿兰,跟着我受苦了。你去意下如何?我自请外任,要去杭州了。"

我听了心里一阵难过。我在苏府干了十几年,从苏大人年轻时就伺候他,如今要离开汴京,心里自是不舍。可我知道,苏大人这是避祸去了。他在朝里直言敢谏,得罪了变法派,再待下去怕是有性命之忧。

杭州的日子

到了杭州,苏大人做了通判,日子清闲了些。可他依然放不下朝中的事。每天有书信来,说是司马光大人在洛阳编《资治通鉴》,不理朝政了;欧阳修大人也退居蔡州。苏大人看完信,总是叹气,说这朝堂怕是要闹翻天了。

与此同时,我依然每天在厨房忙碌。杭州的食材比汴京新鲜,西湖的鱼、临安的笋、金华的火腿,做出来的菜也格外鲜香。可苏大人常常吃不下饭,说是想起京中的事,心里堵得慌。

密州的灾荒

后来,苏大人又被调到密州任知州。那一年遇上了旱灾,粮食歉收。苏大人带着官员下乡赈济,回来就告诉我,保甲法害得农民既要种地又要训练当兵,日子没法过了。"老百姓本来就穷,"他说,"现在又要出钱买武器、出时间训练,这不是雪上加霜吗?"

我把熬好的小米粥端给他,说:"大人,喝点粥暖暖身子吧。"他喝了粥,眼眶却红了。我看得出来,苏大人心里难过,可又无能为力。

乌台诗案的惊魂

元丰二年,最可怕的事情发生了。御史台的官员来抓人,说苏大人的诗里诽谤朝政。苏大人被关进大牢,差点丢了性命。那段时间,府里乱成一团,我天天去牢里送饭,看见苏大人瘦了好多,头发也白了不少。

后来听人说,王安石说了句"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皇帝才动了慈悲之心。苏大人被贬到黄州,做了团练副使,一个闲职。

黄州的东坡

到了黄州,日子更苦了。苏大人的俸禄被削减,为了养家,他亲自下地种田,自号"东坡居士"。我也跟着去了黄州,厨房简陋,食材也少了,只能做些简单的菜色。可苏大人依然乐观,写诗、作画、酿酒,日子倒也过得自在。

有一天,他让我用豆腐做了道菜,说是"东坡豆腐",其实就是把豆腐煎了,再浇上酱油和香油。可他吃得津津有味,说:"这豆腐清淡,倒是比汴京的山珍海味好吃。"

元丰八年的转折

元丰八年,神宗驾崩,九岁的太子继位,高太后听政。司马光被召回京,做了宰相,把王安石的新法全废了。苏大人也被召回京,做了翰林学士。

我以为这下苏大人该顺心了,可事情并非如此。他和司马光闹僵了,说免役法其实也有好处,不能全盘废除。"差役害民,免役也害民,"他说,"关键是要找到中间的路,不能走极端。"

最后,苏大人又自请外任,去了杭州。我跟着他再次离开汴京,心里却觉得轻松了些。也许,这就是苏大人的命吧,总是夹在新旧两党之间,既不得罪这一边,也不得罪那一边,最后还是被两边排挤。

厨娘的感慨

我伺候了苏大人几十年,从他年富力强到白发苍苍,看到的朝堂纷争不计其数。王安石想富国强兵,司马光要守成安民,苏大人夹在中间,总是想着百姓的苦处。这变法到底好不好,我这厨娘说不好,只知道百姓安安稳稳过日子最重要。

厨房的灶火照不亮朝堂的黑暗,可我知道,只要像苏大人这样的人还在,这世间就总还有一丝光明。

历史学家说

王安石变法(1069-1085年),又称熙宁变法,是北宋神宗年间由王安石主持的一场大规模政治改革运动。变法以富国强兵为目标,推出了青苗法、募役法、市易法、保甲法等一系列新政。这些新法在理论上旨在解决北宋积贫积弱的困境,但在执行过程中,由于官僚系统效率低下、地方官为完成政绩强行摊派、既得利益集团的强烈抵制等因素,反而加重了百姓负担,引发社会矛盾。

以司马光、苏轼为代表的旧党反对派,并非全盘否定改革,而是反对变法的激进推行方式。他们主张渐进改革,认为应该先整顿吏治、减轻百姓负担,再慢慢推行新政。苏轼尤其反对青苗法、市易法等"与民争利"的政策,认为官府过度干预经济,会破坏市场秩序,损害百姓利益。

乌台诗案(1079年)是变法期间著名的文字狱,苏轼因诗文中讥讽新法而被御史台起诉,差点丢了性命。关键时刻,王安石一句"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促使宋神宗从轻发落。这一事件反映了变法派内部的分歧,也体现了新旧党争的激烈程度。

元丰八年(1085年),神宗驾崩,高太后听政,司马光拜相,尽废新法,史称"元祐更化"。然而,苏轼在朝堂上又与司马光产生分歧,他认为免役法相较于差役法有进步性,不能全盘否定。这种独立的政治品格,让苏轼既得罪了新党,又遭到旧党的忌恨。

王安石变法的失败,固然有执行层面的原因,但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任何改革,若不能兼顾各方利益、尊重社会规律、体察微观个体的苦难,纵有初心万丈,也可能事与愿违。苏轼作为"中庸之道"的实践者,既反对激进变革,也不认同全盘否定,主张渐进改革、兼顾各方利益。这种理念在党争激烈的北宋显得格格不入,却彰显了知识分子超越党派之争的格局与胸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