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
1944年9月25日晚，华中抗大四分校灯光昏黄。刚下晚自习的赵运成被人拍了下肩，“小赵，出来一下。”对方是熟面孔——彭雪枫身边的易正干。院子里只有秋虫声，易正干犹豫片刻，压低嗓门：“师长……走了。”短短五个字，像闷雷砸在赵运成胸口。
人一下子僵住。他握紧裤袋里的铅笔，脑子里却闪回到五年前的那个午后。那时他只有十三岁，个头还没到彭雪枫腰间。
1938年9月，确山竹沟出发的东进队伍在西华杜岗村会师。午后阳光刺眼，小小勤务兵赵运成正去街上采买。身后传来一句：“小鬼，停一下！”他转身，看见一位眉眼凌厉却笑容温暖的军人。那人打量他几秒，随口问：“多大？”“十三。”“想不想挎匣子枪？”一句话点燃了少年心里的火。
同一天傍晚，赵运成才弄明白，对方正是新四军游击支队司令员彭雪枫。听肖望东询问“当警卫员可愿意？”他连连点头。报到后被编进警卫班，自此日夜随行，匣子枪晃在腰间，也把命系在首长身边。
几周后，饭后散步的路上，彭雪枫忽然问：“参加革命，为的啥？”年幼的赵运成实诚：“能吃白面！”彭雪枫和张震哈哈大笑，却拍拍他的肩：“白面是小事，咱得赶走鬼子。”又问：“挎枪图个啥？”“打日本。”“打完呢？”“回家！”“不行，”彭雪枫摇头，“革命没完，还得干下去。”末了，他提笔把“赵运崇”改成“赵运成”——“运，是运动；成，是成功。要动起来，才能成。”
1941年春，皖南事变后，四师转至洪泽湖畔半城整训。战事稍歇，彭雪枫在破庙里夜读至更深；白天，他把警卫员叫来教认字。树枝当笔，土地做纸。有天检查作业，他发现赵把“我”写成了“找”，便蹲下身耐心示范：“这是一横一竖，少一笔可就走样了。”赵的脸腾地红了。教员随即每天抽查笔记，“记不全的，中午站着吃饭”。这股子严中带爱的劲儿，让一群半大小子硬是啃下《时事月报》。
可少年兵的火气也旺。1942年春，赵与邓子恢政委的警卫员为一桶洗脸水争得面红耳赤，各自搬苇席把铺位围得严丝合缝。彭雪枫得知后，先问：“不团结，打仗能赢？”接着把众人集合，只说一句：“把苇席撤掉，今天所有人把老乡的房顶全部补好。”一天的劳作后，没有人再提隔阂。当晚，彭雪枫在赵的日记本写下两行字：
“克己见长，交友以诚。”
墨迹未干，他叮嘱：“常翻常想。”
同年秋，赵运成高烧四十度却硬撑。夜里，彭雪枫推门而入，摸到他滚烫的额头，急得直掉帽子：“咋不吱声？”一盆热水，一碗姜汤，师长亲自端。病好时，他又被拉去试穿首长的干净军装。这份如家人般的照料，让少年心里暖得发烫。
1942年11月，形势稍缓。彭雪枫把赵叫到办公室，态度郑重：“部队缺干部，抗大招人。你去，好好念书。”赵嘴上答应，心却舍不得离开。彭雪枫递来一本日记本、一支铅笔：“带着。”院门口，他补上一句：“多读书，回来挑重担。”
抗大生活紧张却充实。赵从拼音学起，用那支铅笔在本子上写满《论持久战》摘抄。1944年7月，彭雪枫到学校办事，特地来看他：“脸圆了，字也顺溜了吧？”赵请缨随军，“等你毕业，还有仗要打。”师长拍拍他的肩，转身离去。谁料那一别成永诀。
回到现实，赵运成听完噩耗，再也站不住，蹲在地上泣不成声：“我原不该离开！”易正干把他扶起：“首长有吩咐，消息要保密。”夜风穿过操场，草叶沙沙响。赵攥紧拳头，哑声低语：“总得让鬼子、让反动派，付出代价。”
几个月后，他提前结业奔赴前线，一路打到1945年日本投降；接着投入解放战争。随身那本旧日记，本封已磨得起毛，扉页仍是那两行字。每逢疲惫、迷茫，他翻开看看，耳边便响起师长低沉而笃定的声音：“革命要成功，就得一直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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