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说她村，一个17岁小伙需要换肾，3个姐姐都不愿意，小伙没了

上个周末，老家的朋友阿娟给我打电话，聊了两个小时。末了她叹了口气说：“你还记得我们村西头的老陈家不？就那个生了三个闺女才得了个儿子的。”

我说记得，小时候常看见他家那小子跟在三个姐姐屁股后头跑，下雨天姐姐们轮流背他上学。

“那孩子没了。”阿娟声音低了下去，“才17岁，肾衰竭。医生说换肾还有救，三个姐姐，没一个愿意捐。”

我握着手机，突然觉得喉咙发干。

老陈家在我们村是出了名的。陈叔陈婶为了生儿子，躲计划生育躲了七年。大女儿叫招娣，二女儿叫盼娣，三女儿叫来娣。终于等到第四个孩子落地，是个男孩，取名陈宝。

陈宝出生那年，招娣12岁，已经会烧一大家子的饭了。

阿娟说，陈宝是今年春天查出病的。起初只是没力气，后来脸肿得厉害，去县医院检查，说是慢性肾衰竭晚期。医生建议尽快做肾移植，直系亲属配型成功率最高。

陈叔陈婶都快六十了，身体都不好，不适合捐。三个姐姐成了最大的希望。

“招娣嫁到县城，开小超市的，说家里两个孩子还小，离不开。”阿娟的声音在电话里听着有些飘，“盼娣在省城打工，听说要做手术，直接说工作忙请不了假。来娣最绝，说刚体检发现自己肾也有点问题，医生不建议捐。”

村里人都知道，来娣半年前才在镇医院做过入职体检，健康得很。

陈宝在医院等了四个月。开始还能下床走走，后来只能躺着。听说他问过妈妈：“姐姐们什么时候来看我？”

三个姐姐一起来过一次，凑了三万块钱，坐了一个小时就走了。招娣给削了个苹果，盼娣说了句“好好养病”，来娣一直低头玩手机。

那天晚上，陈宝跟邻床的病友说：“我大姐削的苹果真甜。”

病友后来跟阿娟转述时，眼圈都是红的：“那孩子还不知道，那是他最后一次吃姐姐削的苹果。”

陈宝走的那天是端午节。窗外的粽子香味飘进病房，他让妈妈给三个姐姐打电话，问她们回家过节不。

招娣说超市过节生意好，走不开；盼娣说抢到了加班，三倍工资呢；来娣说跟朋友约好了去旅游，票都订了。

陈宝听完，安静了很久，然后对妈妈说：“我想吃你包的粽子，不要豆沙的，要纯糯米的。”

陈婶赶紧回家包粽子，糯米刚泡上，医院就来电话了。

阿娟去参加了葬礼。她说，三个姐姐都回来了，哭得撕心裂肺的。招娣甚至哭晕过去，盼娣不停地扇自己耳光，来娣跪在棺材前磕头，额头都磕青了。

“现在哭有什么用呢？”阿娟在电话里哽咽，“那孩子在的时候，怎么不见她们这么上心？”

出殡那天，村里人看见陈叔一直摸着儿子的遗像不说话。陈婶突然冲到三个女儿面前，一个一个指着她们：“你们都有家，有孩子，有工作，有朋友旅游。我儿子只有一条命，你们谁也不给活路。”

三个女儿跪了一地，头都抬不起来。

后来听说，招娣的小超市关门了一个月，盼娣辞了省城的工作回来，来娣退了旅游票再也没出去过。她们轮着回娘家陪父母，可老陈家的大门，再也没对她们完全敞开过。

陈宝的房间里，一切保持原样。三个姐姐凑钱买的最新款手机，还放在床头柜上，充电器都没拆封。

阿娟最后说：“你知道吗？陈宝走后，他爸妈收拾东西时，发现他日记里写的一句话：‘要是我是个女孩就好了，这样姐姐们就不用躲着我了。’”

挂掉电话后，我走到阳台上抽了根烟。城市灯火通明，远处有救护车的声音呼啸而过。

我突然想起小时候，招娣背着陈宝来学校，下雨天路滑，她摔了一跤，却把弟弟护得严严实实，自己胳膊擦破一大片。那时她眼里对弟弟的疼爱，是装不出来的。

是什么时候开始变的呢？也许是招娣初中毕业就被要求辍学打工，因为“家里要攒钱给弟弟娶媳妇”。也许是盼娣的彩礼钱被全部扣下，给家里盖了新房子，说是以后给弟弟的婚房。也许是来娣考上大专却不让上，因为“女孩子读那么多书没用，早点挣钱帮衬家里”。

她们不是不爱弟弟，只是那份爱，早就在年复一年的“你是姐姐，要让着弟弟”中被消磨成了责任，又被责任熬成了怨怼。

陈宝短暂的一生里，他得到了全家所有的宠爱，也背负了三个姐姐被剥夺的人生。而当他需要救命的肾时，那些被牺牲的亲情，终于露出了它最残忍的底色——施舍的爱可以很多，但牺牲的爱，终究是有限的。

月亮升起来了，冷冷的。我想起陈宝日记里那句话，心里堵得慌。

他不是想要变成女孩，他是想变成不被特殊对待的孩子，是想和姐姐们平等地分享爱，而不是独占所有，最终一无所有。

可当他明白这一点时，已经太迟了。

村里人说，陈宝坟头的草长得特别快。三个姐姐经常去拔草，但怎么也拔不干净。

就像有些亏欠，一旦欠下了，就再也还不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