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伊朗的抵抗经济之路！

伊朗这个国家，地处中东要冲，石油和天然气资源丰富得让人眼红，国土面积跟新疆差不多大，人口八千多万，本来有条件成为地区强国。

可惜从上世纪中叶开始，它的经济政策就像过山车一样，从一个极端摆到另一个极端，先是巴列维王朝的西化模式，靠石油美元大搞工业升级，结果底层老百姓没沾到多少光，反而积下怨气，导致1979年革命爆发。

革命后又转向霍梅尼主导的伊斯兰化经济，强调公平分配和国有化，可遇上两伊战争和西方制裁，经济直接倒退几十年。

现在又推行抵抗经济，试图自力更生摆脱石油依赖和外部压力，但实际效果有限，贫富差距和民生问题还是老样子。

先说巴列维时代，那时候伊朗经济走的是全盘西化的路子。

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从1941年上台后，尤其在1953年靠美国和英国支持的政变推翻摩萨台总理，巩固权力，就开始大肆引进西方技术和设备。

石油收入暴增，特别是1973年石油危机后，伊朗油价翻倍，国家外汇储备堆得像山一样。

政府签下大笔合同，从美国买来150亿美元的军火和技术，从苏联和西欧进口机器建厂，工业产值蹭蹭上涨。

1978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2500美元，差不多快赶上发达国家门槛了。那时候城市精英们过得风生水起，德黑兰高楼林立，工厂流水线转个不停，海陆空军装备齐全，全是美式货色。

巴列维还梦想伊朗到20世纪末成为世界五强之一，在印度洋上称霸。

但这种发展模式有大问题，因为它只顾顶层建筑，忽略了底层民生。

伊朗本来是农业国家，六成人口靠种地维生，可土地大半掌握在地主、贵族和寺院手里。农民分到的地块小得可怜，一年劳作下来，只能拿回五分之一的收成。

巴列维搞过土地改革，可执行不力，后来干脆提出“不要农业”的想法，把资金全砸到城市工业上。

1971年农业投资只占预算的5%，大部分钱还进了农场主兜里。粮食和化肥靠进口，农民日子苦哈哈，只能涌进城市打零工。

结果农村青年一到城里，看到满街西化生活，心理落差巨大，社会撕裂开来。

1976年全球经济衰退，石油需求减，伊朗工厂倒闭，外汇耗光，罢工和游行就开始了。

1979年士兵倒戈，巴列维带着家当逃到美国，伊朗从君主立宪国变成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共和国。

革命后，经济政策摆到另一个极端，霍梅尼推行神学经济，基于古兰经原则，核心是公平、平等和互助。

政府没收王室和贵族资产，大规模国有化金融、交通、矿产和公共事业，限制私有企业。

新政权强调财富再分配，让底层穷人受益，但实际操作乱成一锅粥。

企业管理混乱，开工率不足，西方制裁切断原材料和零件供应，银行推行无息贷款，结果资金外流，国家经济一落千丈。

霍梅尼还输出革命理念，1980年和萨达姆的伊拉克开战，八年战争打得两国元气大伤。

伊朗损失了3000亿美元，石油产量锐减，对外贸易停滞，旅游业崩盘。

1989年战争结束时，GDP只剩1000亿美元，人均1500美元，通胀17%，失业超16%。

工业基础设施毁坏，国企效率低下，日用品短缺，经济整体倒退。

霍梅尼1989年去世后，伊朗经济才有点转机。

宪法修正案允许有限自由化，拉夫桑贾尼和哈塔米时期放松外汇管制，鼓励私营企业，试图扩大私有化，改变石油主导结构。

那时候伊朗获得了相对宽松的环境，成为了中东经济大国。

GDP增长，石油收入占财政从1974年的70%降到1986年的40%，但本质没变。石油出口占比仍高，2012年西方加码制裁，石油收入大降，但出口占比高达95%。

到2015年石油占比降到54.7%，2020年石油出口200亿美元，占财政近一半。

国有企业耗费预算70%，账目不透明，政府靠提高税收和贬值汇率转嫁压力。过去十年，伊朗货币贬值2700%，物价涨12倍，家庭消费能力回落到了20年前。

面对制裁，伊朗2014年推出了抵抗经济，由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提出，强调本土产能发展，摆脱石油单一结构，减少外部影响，促进社会公平。

政策包括结构性改革，构建封闭内循环，鼓励私营出口非石油产品如地毯和干果。

但实际85%经济由官方或半官方控制，伊斯兰基金会和革命卫队握有隐藏利益，反对私有化。

抵抗经济本质上是被动应对美国制裁，通过独立自主降低全球贸易依赖。

可它没解决精英垄断怪圈，石油财富仍集中在少数人手里，普通人分不到红利。

过去40年，伊朗经济结构没本质变化，尽管矿产丰富，工业体系完善，但改革停滞不前。

伊朗的崛起之路还长，需解决神权与发展的矛盾，真正让经济增长惠及民众。

伊朗拥有丰富资源和完善工业，却因内外因素困在循环中。

未来若能深化改革，融入国际体系，或许能打破怪圈，但制裁阴影下，这条路充满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