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想“站岗”摸清国有大行2026风向标：“两重两新”“投资于物”“投资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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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华银战略观察家）

近期，国有大行（工行、农行、建行、中行等）相继召开2026年党建暨经营工作会议，部署全年经营工作 。会议中频繁提及几个关键词：“两重两新”“投资于物”“投资于人”。

工商银行提出，突出主责主业，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加大贷款投放、债券投资力度，做深做精“五篇大文章”，全力服务“四稳”；加力支持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以及“十五五”重大工程、重大项目；靠前服务“两重一薄”，积极惠民生促消费，助力服务业扩能提质。

农业银行强调，坚持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持续加大“两重”“两新”和民生、消费等领域金融支持。同时，进一步做优“五篇大文章”，完善科技金融服务体系，全力支持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和新质生产力发展。

建设银行明确，要全方位服务国家战略，支持扩大内需，推进金融“五篇大文章”可持续发展，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助力区域协调发展。

下面就一起来对国有大行年度重要会议上透露出的一些共识甚至趋势——“两重两新”“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等，进行一个简单分析。

一、两重两新

“两重两新”是国家为了拉动投资、刺激消费、保障安全而组合出台的一套政策“组合拳”。“两重”指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

国家重大战略：比如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以及“十五五”规划中的重大科技攻关、新质生产力布局等。

重点领域安全：侧重于“补短板”，包括粮食安全、能源资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等领域的重大项目。

“两新”指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

设备更新涉及工业、农业、建筑、交通、医疗等领域。例如工厂把老旧机床换成数字化生产线，医院更新高端影像设备。

以旧换新重点是汽车（新能源车）、家电、家装厨卫以及老旧电梯更新等民生领域。

相比往年，2026年的“两新”门槛更低（支持中小企业），范围更广（增加了养老机构、消防设施等）。

为什么“两重两新”是2026年（甚至未来一段时期）信贷投放的重点？

一是政策红利释放与配套要求。2026年是“十四五”圆满收官与“十五五”统筹谋划的关键年。中央财政已经明确会继续下达超长期特别国债和专项债资金。银行的任务是提供“配套贷款”。

二是精准支持“新质生产力”。“两新”中的设备更新，本质上是强制性的技术升级。银行通过支持企业买新设备，变相完成了对比技术创新和绿色转型的信贷投放。非常契合现在的监管导向（“五篇大文章”中的科技金融和绿色金融）。

三是央行提供了“便宜的钱”。2026年初，央行增加了1.2万亿元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这意味着，大行把钱贷给“两重两新”项目，可以从央行那里获得更低成本的资金补偿，既完成了政策指标，又能保障银行的利润空间。

二、“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

“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是2025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立、并在2026年正式进入“十五五”规划开局年的核心投资哲学。

如果说“两重两新”是具体的项目抓手，那么“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就是银行信贷投放的顶层逻辑。

“投资于物”是中国过去几十年最擅长的领域，即物质资本的积累。包括基础设施、工厂机器、产业园区、保障性住房等“看得见、摸得着”的硬资产。

2026年，银行不再是闭眼投房地产或传统基建，而是转向“聪明的物”。比如支持5G基站、低空经济配套设施、智算中心、以及“两新”中的高端自动化设备。

“投资于人”是2026年大银行经营会议中最具变革性的提法，标志着金融服务从“物本位”转向“人本位”。

“投资于人” 的核心对象包括提升人的能力、健康、素质和生活质量。

具体领域有：

人力资本提升： 贷款支持职业教育、技能培训、高校毕业生创业。

民生服务保障： 支持医疗卫生、普惠托育、养老服务体系建设。

消费能力激活： 降低居民教育、医疗、住房成本，让大家“敢消费”。

2026年是“十五五”的第一年，国家战略重心正在转向“人口高质量发展”。因此，银行必须紧跟政策，把钱投到能够提升人口素质和幸福感的地方。

现在，国有大行之所以强调“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两者“紧密结合”，是因为单纯投资于“物”已经出现边际效益递减。所以，现在必须“让物更好用”，比如制造了一堆高端机器人（投资于物），但如果没有懂操作的高技能人才（投资于人），这些设备就是废铁。

同时，也是为了让内需更强，过去投基建能拉动GDP，但现在经济更依赖消费。通过投资于教育和医疗（投资于人），可以减少老百姓的“预防性储蓄”，让他们想消费、敢消费，从而让企业生产的“物”卖得出去。

洞悉大行的行动方向对中小银行为什么特别重要？

因为，在中国银行业存在一个“生态位差”现象。这种现象被业内戏称为“大行吃肉，中行喝汤，小行站岗”的周期性循环。

之所以会出现“大行播种、小行接盘”的现象，主要由以下三个方面决定的：

一是“信息差”与“信号效应”。国有大行（中、农、工、建、交、邮储）通常具有较高的行政级别，他们参与更高层级的经济决策会议。

由此，国有大行的行动具有先发优势。 当“两重两新”“投资于物”“投资于人”还在政策吹风阶段时，大行已经开始总行层面的战略部署了。

其次，大行的信贷投向往往是国家意志的“风向标”。当大行大规模杀入某个领域（如早期的光伏、新能源，或后来的普惠，现在的养老金融），其实是国家信用的背书。

二是“成本差”形成降维打击。

大行拥有庞大的网点和低成本的活期存款。因此，在政策红利期，大行可以用低成本的资金优势去抢夺行业内最优质、最稳健的头部企业（白名单客户）。

当一个领域蓬勃发展到中后期，竞争加剧，利率被压得很低，且风险开始聚集时，大行因为已经完成了政策使命且获得了早期利润，会提前退出，去等待下一个政策红利。

三是中小银行的“路径依赖”与“被迫进场”。

中小银行（城商行、农商行）往往面临尴尬的境地。一方面是后知后觉。受限于研究能力和行政层级，中小银行往往在看到大行赚到钱、行业数据好转后才敢进场。

其次是不得不“客户下沉” 。此时，优质的头部客户甚至次优客户都已成为大行的囊中之物，中小银行只能去服务行业内的二三线企业。中小银行由于恶性竞争，相互之间一边打打价格战，一边持续降低风险偏好。

最后是“温水煮青蛙”。当大行逐渐撤出，中小银行也开始收紧信贷时，行业流动性变差。此时中小银行如果撤出，会导致企业倒闭，产生大量坏账；如果不撤，就成了在高位接盘的“站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