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年腊月，我跟爹第一次回老家看爷爷，临走爹的话我记了半辈子

那年的冷，是能咬进骨头缝里的。

腊月廿三，天还没亮透，爹就把我从热被窝里拎了出来。窗玻璃上结着厚厚的冰凌花，像把外头那个灰白的世界割成了好多块。爹往我身上套棉裤，那棉裤硬得像铁皮，站着都能自个儿立住。他不大说话，只是手上劲儿大，给我勒裤腰带时，差点把我早上喝的那碗稀饭给勒出来。

“回老家，”他终于开口，声音干巴巴的，“看你爷爷。”

爷爷。这词儿在我八岁的脑袋里，只是个模糊的影子，像糊了油烟的窗户纸，透点光，却看不清里头。爹在县城农机站当修理工，我们住的是单位分的筒子楼，巴掌大的地方。老家在三百多里地外的山里，据说得先坐长途汽车，再走老长的山路。娘身体弱，受不得颠簸，过年就我们爷俩回去。

长途汽车是那种老解放客车，绿色的漆掉了大半，露出红锈，像个巨大的、生了病的铁虫子。车里挤满了人，各种编织袋、包袱卷，空气是浑浊的，混杂着旱烟、汗酸和劣质雪花膏的味道。车一开，冷风就从所有缝隙钻进来，嘶嘶地响。我把脸贴在冰凉的玻璃上，看着外头铅灰色的天和飞快后退的光秃秃的杨树。爹坐在我旁边，身子挺得直直的，眼睛望着前面破了的座椅靠背，半天不动一下。他脚下放着一个网兜，里面是两瓶玻璃纸包着的罐头，一瓶山楂，一瓶梨；还有几包用黄糙纸包的点心，绳子捆得方正正。

车子吭哧吭哧走了四个多钟头，在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路边停下。司机喊：“去白石峪的，这儿下！”就我们俩下了车。一脚踩下去，积雪没到脚脖子，咯吱一声，一股寒气瞬间穿透棉鞋底。眼前是一条被雪覆盖的土路，弯弯曲曲地伸进望不到头的山里。四野寂静，只有风吹过枯草梢的尖啸。

爹把网兜换到左手，右手牵起我。他的手又大又糙，像老树皮，却很有力，也很暖和。“跟着走，看脚底下。”他说。山路难行，雪下面是冻硬的车辙和碎石。我走得深一脚浅一脚，不一会儿就喘上了粗气，脸蛋冻得发麻，鼻涕流出来也不知道。爹偶尔停下来，把我歪掉的棉帽子扶正，用他粗糙的拇指抹掉我脸上的鼻涕，然后继续走。他不说累，也不说还有多远，只是沉默地、一步一步地往前挪。他的背影很高，棉袄的肩胛骨部位磨得发亮，随着步伐微微耸动。我看着那个背影，心里忽然有点慌，这茫茫的山，好像能把人吞掉一样。

又走了差不多一个钟头，翻过一个山梁，下面沟里，终于看见了几簇低矮的房屋，歪歪扭扭地贴着山脚。烟囱里冒出几缕淡淡的、几乎被风吹散的炊烟。爹的脚步明显加快了，握我的手也紧了些。

村子很小，静得怕人。几条瘦狗在雪地里扒拉着什么，看见生人，也只是有气无力地叫两声。爹领着我，径直走到村西头一座孤零零的老院子前。土坯的院墙塌了一角，两扇木门歪斜着，裂着大口子。爹在门口顿了顿，吸了口气，才推开那吱呀呀响的门。

院子里的雪没人扫，平整得像床旧棉絮。三间低矮的北屋，窗户纸黑乎乎的。屋门开了，一个老人探出身来。他个子很高，背却佝偻得厉害，穿着一件黑棉袄，头上戴顶旧毡帽，脸上皱纹深得像用刀刻出来的。他眯着眼，看了我们好几秒钟。

“爹。”我爹喊了一声，声音有点哑。

爷爷的嘴动了动，没应出声，只是侧身让我们进屋。屋里很暗，一股子陈年的烟火气和潮气扑面而来。正中一个土灶，连着炕，灶膛里有点余烬，没什么热气。屋顶被烟熏得漆黑。家具几乎看不见，只有一张破桌，两把凳子。墙上糊着发黄的报纸，已经翘了边。

爹把网兜放在桌上，“给您带了点东西。”

爷爷“嗯”了一声，走到灶前，拿起火钳拨了拨灰，添了几根柴禾。火苗慢慢舔上来，屋里总算有了点活气儿和光亮。他这才转过身，仔细地看我，看了很久。昏暗的光线下，他的眼睛却很亮。“像你小时候。”他对爹说，然后又看我，“叫啥？”

“建平。”爹替我答了。

“好，建平。”爷爷伸手，似乎想摸摸我的头，那手伸到一半，又缩了回去，在棉袄上擦了擦。他的手关节粗大，布满了黑斑和裂口。

那几天，日子过得极慢，又极静。爷爷话极少，只是默默地做事：扫院子里的雪，虽然扫了很快又落满；给我们熬玉米碴子粥，粥很稀，能照见人影；晚上就坐在炕沿上，就着一盏小煤油灯，用一块破布反复擦拭一个早就不用了的黄铜水烟袋，擦得那一点铜色在昏暗中幽幽地亮。爹也沉默，有时帮爷爷劈点柴，有时就坐在门槛上，望着远处的山梁抽烟，一支接一支。他们父子之间，好像隔着一条看不见的河，各自站在岸边，谁也不先开口，就那么静静地待着。

只有一次，夜里我起来撒尿，听见外间爹和爷爷在说话，声音很低。爷爷说：“……那事，不怨你。”爹没吭声，很久才说：“心里过不去。”接着又是沉默。我赶紧爬回冰冷的被窝，心里懵懵懂懂，觉得那话里藏着很重的东西，压得人喘不过气。

腊月廿七，要走了。雪还在零星地飘。爷爷一早起来，忙活了半天，煮了十几个鸡蛋，非让我们带上。他自己几乎没吃什么。临出门前，他把我叫到跟前，从怀里摸出一个小小的、温热的东西，塞进我手里。是一枚磨得光滑锃亮的铜钱，用红绳子穿着。“拿着，”他说，“压压惊。”他的手很凉，碰到我的手时，哆嗦了一下。

爹已经背好了那个空了不少的网兜，站在院子里等。雪落在他肩头，薄薄的一层。他看着爷爷，嘴唇动了动，最终只说了一句：“爹，我们走了。您……保重身子。”

爷爷站在屋檐下，佝偻着背，只是点了点头。毡帽的阴影遮住了他的眼睛，看不清神情。风卷着雪沫，打在他的黑棉袄上。

我们沿着来时的路往回走。走了很远，我忍不住回头。那座孤零零的老院子，在漫天的风雪里，只剩下一个模糊的、灰黑的轮廓。爷爷的身影，早已看不见了。但我总觉得，他还在那儿站着。

走到山梁上，风更猛了，刮在脸上像小刀子。爹停了下来，转过身，朝着老屋的方向，望了很久很久。雪落满了他的头发、眉毛、肩膀，他像一尊正在慢慢变白的雕像。

然后，他忽然伸出手，重重地、按在我的肩膀上。他的手劲那么大，按得我一沉。我抬起头，看见爹的脸颊紧绷着，眼眶有些发红，不知是冻的，还是别的什么。他盯着我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

“平，看见了没？你爹……就是从这儿走出去的。”

这句话，没有任何修饰，平平常常，甚至带着他惯有的那种干涩。但它像一颗冰冷的钉子，被那天的寒风，一下子楔进了我八岁的耳朵里，直直钉进心口上。

我似懂非懂，却重重地点了点头。

爹再没说什么，转过身，继续往前走。他的脚步踩在雪地上，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沉重而清晰。我跟在他后面，学着他的样子，一步一步，努力把脚印踩进他的脚印里。手里紧紧攥着那枚温热的铜钱。

很多年过去了。爷爷早已去世，老家也变了模样。爹的背，也慢慢佝偻了下去。

可每年冬天，一下雪，我耳边总会响起那山梁上呼啸的风声，眼前总会浮现出爹转过身来时，那发红的眼眶和紧绷的脸。还有那句话，那句话里包含的所有东西——那山路的崎岖，那老屋的昏暗，那沉默的凝视，那无法言说的愧疚与念想，那一代人背负着贫穷、尊严和出口的渴望，从贫瘠土地里挣扎着“走出去”的全部重量。

那句话，我记了半辈子。

它让我知道，我从哪里来。它让我明白，我这一生的路，该怎样走得踏实，走得有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