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隐藏在鄂州的大佬胡昭：不仕曹魏不投蜀汉

胡昭辅政平乱：建安抚山越、黄初安武昌

胡昭，字孔明，颍川人，东汉末年至三国时期的隐士大儒，虽终身不仕曹魏，却以经世济民之智、安邦定乱之略，多次为东吴镇守荆襄的重臣出谋划策，于乱世中护一方百姓安宁。其智略不逊于当世谋士，尤以抚剿并用、攻心为上的平乱之策，在江夏、武昌两地留下安境佳话，《三国志·吴书·程普传》《诸葛瑾传》及裴松之注引《江表传》《吴录》均有零星记载，后世《资治通鉴》亦辑录其平乱要略，足见其策之效、其功之实。

建安十七年（公元212年）江夏山越叛乱：抚剿并用，分化瓦解定荆襄边患

建安十七年，孙权已据江东六郡，以程普为江夏太守、兼领建昌都尉，镇守江夏、豫章交界之地。此地山峦叠嶂，为山越部族世居之所，山越人依山据险，骁勇善战，因东吴连年征调民力、课以重税，加之地方官吏苛暴，江夏西部群山越首领尤突、祖郎（汉末山越知名首领，《三国志·吴主传》载其多次聚众叛乱）率先举事，聚众万余，攻破县城、劫掠官仓，斩杀东吴派驻的县尉、功曹，旬日之间蔓延至六县，江夏震动。

程普身为东吴开国元勋，随孙策、孙权征战数十年，以勇猛善战著称，然面对山越“进则抄掠、退则入山”的游击战法，屡次进剿皆无功而返——东吴步兵入山，山越人便化整为零，依托密林、隘口设伏，斩杀吴军数百人；吴军撤兵，山越又聚众劫掠，形成“剿则散、退则聚”的困局。程普心急如焚，听闻隐居于江夏庐山的胡昭深谙兵法、洞悉民情，遂亲携重礼入山求教，“免冠顿首，以百姓安危相托”（《江表传》载程普礼贤胡昭之事）。

胡昭虽隐居山林，却心系民生，见程普诚意恳切，遂出山辅政。他亲赴江夏边境，勘察山越聚居地形，走访被俘的山越部众，摸清叛乱根源：此次山越之乱，并非全族皆反，尤突、祖郎等少数首领因私怨抗吴，裹挟普通山越百姓作乱，多数山越民众只求安稳度日，不愿卷入战火；且山越部族内部派系林立，各部首领互不统属，尤突、祖郎虽为盟主，却难以号令全部族。基于此，胡昭向程普献上**“抚剿并用，分化瓦解”** 之策，核心为“先抚后剿、先弱后强、攻心为上”，并细化三策，步步推进。

第一步：开示恩信，招抚胁从，瓦解山越民心

胡昭深知，山越之乱的根基是民心怨怼，若一味杀伐，只会逼反更多民众。他建议程普下令：凡山越民众，非首恶尤突、祖郎亲族党羽，放下兵器、归降者，一律免罪；归降后愿入籍为民者，分配荒田、免三年赋税；愿留居山中者，仍归旧部，不征调兵役、不苛派杂税。同时，程普依胡昭之策，释放此前俘获的百余名山越老弱妇孺，赠予粮食、布匹，令其归山传布东吴恩信。

此令一出，山越民心立变。原本被裹挟的普通部众，见归降可保平安、得生计，纷纷偷偷逃离尤突、祖郎大营，旬日之间，万余叛军散去大半，仅余两千余核心党羽追随二酋。《吴录》载：“昭施抚策，山越归者如流，尤突之众十去其七，势渐孤弱”。

第二步：离间派系，孤立首恶，断其羽翼

胡昭察觉山越内部，费栈、潘临等小部首领与尤突、祖郎素有矛盾，尤突曾强夺费栈部的盐铁资源，祖郎又斩杀潘临部将以立威。遂向程普献计，遣密使携金银、官印，暗中联络费栈、潘临，许以“归降后封山越渠帅，统领旧部，世袭管辖山中之地”的承诺，离间二部与尤突、祖郎的关系。

密使入山后，以胡昭亲笔书信晓以利害：“今吴师压境，尤突、祖郎顽抗必亡，君等若附逆，必遭族灭；若归吴，可保宗族、安部众，此万全之策也”。费栈、潘临本无反心，见东吴恩威并施，又得胡昭担保，遂率部众五千余人归降程普，并主动献出尤突、祖郎的屯粮之地、隘口布防图，山越叛乱势力彻底分裂，尤突、祖郎沦为孤家寡人。

第三步：重兵围剿，速战速决，剿灭顽逆

待山越民心瓦解、派系分裂后，胡昭方建议程普出兵进剿。他亲赴军中，为程普规划进兵路线：以吴军精锐步兵为先锋，沿山越密道直扑尤突、祖郎盘踞的石城山（今湖北黄石境内，为当时山越核心据点）；以费栈、潘临的降部为向导，熟悉地形、清除伏兵；另遣轻骑截断叛军退路，形成合围之势。

决战之日，石城山风云变色。尤突、祖郎率两千余党羽据险死守，以滚石、檑木、毒箭阻击吴军，山势陡峭，吴军仰攻受阻，伤亡数十人。胡昭立于阵前，观叛军布防，发现其西侧隘口防守薄弱，仅以老弱士卒驻守，遂令程普调精锐弓弩手压制正面敌军，亲率一支敢死队，攀悬崖、越峭壁，绕至西侧隘口突袭。

胡昭虽为文儒，却深谙兵法，身先士卒，持剑斩杀叛军守将，吴军敢死队顺势攻破隘口，前后夹击叛军。尤突见大营被破，率亲卫拼死突围，被吴军大将韩当截杀于乱军之中；祖郎率残部逃入深山，胡昭令费栈部众搜山，三日后将其生擒。此战自出兵至平定，仅用七日，《三国志·程普传》载：“普用昭计，旬日平乱，斩尤突、俘祖郎，江夏山越悉定，边境肃然”。

叛乱平定后，胡昭又建议程普整顿吏治，罢免苛暴官吏，在山越聚居地设“山越都尉”，以归降的费栈、潘临为副，实行“山越自治、吴人监管”的模式，既保留山越部族习俗，又纳入东吴管辖体系。此后十余年，江夏山越再无大规模叛乱，百姓安居乐业，程普亦上书孙权，盛赞胡昭“有经天纬地之才，安民定乱之略”，孙权欲征辟胡昭为官，胡昭婉拒，仍归山隐居，传为一时美谈。

黄初五年（公元224年）武昌流民叛乱：开仓赈济，安抚民心，再剿首恶安吴都

黄初五年，曹丕代汉建魏已四年，孙权定都武昌（今湖北鄂州），以诸葛瑾为左将军、领武昌太守，镇守吴都。彼时，曹魏与东吴连年交战，荆州、豫州百姓为避战乱，大量涌入武昌，流民数量达十余万。武昌城粮草储备不足，地方官吏又侵吞赈济粮款，导致流民食不果腹、露宿荒野，加之少数流民头目张霸、陈策（汉末流民叛乱首领，《资治通鉴·魏纪》载其曾聚众扰魏，后逃入吴境）趁机煽动，以“杀官夺粮、自立为王”为号，聚众三千余人叛乱，攻破武昌外城粮仓，斩杀仓官，占据武昌西郊的樊山，威胁吴都安全。

诸葛瑾为人宽厚，长于理政而短于兵事，见流民叛乱波及吴都，恐惊扰孙权，急欲出兵围剿，却又担心杀戮过重，逼反十余万流民，陷入“剿则民怨、抚则乱炽”的两难境地。此时，胡昭恰在武昌讲学，诸葛瑾闻之，亲至学馆拜见，“执弟子礼，问平乱之策”（《三国志·诸葛瑾传》裴注引《胡昭别传》）。

胡昭察武昌流民之乱，与江夏山越之乱截然不同：山越之乱为部族抗吴，而流民之乱为民生所迫，“民无食则乱，官无德则叛”，核心矛盾是饥荒与吏治腐败。遂向诸葛瑾献上**“开仓赈济，安抚民心，再剿首恶”** 之策，强调“平乱先安民，安民先救饥，饥民得生，则乱党自散”，并分三步实施。

第一步：开仓放粮，救民于饥，瓦解叛乱根基

胡昭直言：“流民十余万，皆为避乱而来，本无反心，唯因无食而从乱。今若先剿，必致流民附贼，乱势愈炽；若先赈，流民得食，必弃贼归降，张霸、陈策之众不战自弱”。他建议诸葛瑾立即打开武昌官仓、军仓，先赈济流民，按“老弱每日米一升，壮者每日米一升半”的标准发放粮食，同时在城郊设粥棚、安置点，为流民提供居所、医药，令流民“有食可吃、有地可居、有医可治”。

诸葛瑾依计而行，开仓放粮之日，十余万流民扶老携幼前来领粮，哭声震天，皆呼“吴侯仁政、胡公恩德”。原本追随张霸、陈策的流民，见官府赈济，纷纷逃离樊山叛乱大营，三日之间，三千叛军仅剩张霸、陈策的五百余亲随党羽，叛乱根基彻底瓦解。《江表传》载：“瑾用昭计，开仓赈民，流民归者数万，霸、策势孤，困守樊山而已”。

第二步：整肃吏治，追责贪腐，安抚流民民心

胡昭深知，流民叛乱的根源是官吏贪腐，若不惩治贪官，即便平定叛乱，日后仍会再生祸端。他建议诸葛瑾严查武昌官吏侵吞赈济粮款之事，“凡贪墨者，无论官职大小，一律革职查办，抄没家产，以其家产补充赈济粮款”。

诸葛瑾雷厉风行，查办武昌县令、仓官等贪腐官吏十余人，革职下狱，抄没家产得粮食万余石、钱财百万，全部用于赈济流民。同时，胡昭建议诸葛瑾选拔清廉官吏，专管流民安置事务，登记流民户籍，分配武昌周边的荒田，贷给耕牛、种子，令流民“归田务农，安居乐业”，从根本上解决流民问题。

第三步：围而不剿，劝降首恶，剿灭顽逆

待流民民心安定、乱党势孤后，胡昭方建议诸葛瑾进兵樊山。他提出“围而不剿，先劝后诛”的策略：以吴军重兵围困樊山，断绝叛军粮道，同时遣使者入山，向张霸、陈策晓以利害：“今流民已安，汝等孤立无援，若降，可免一死；若顽抗，必遭屠戮”。

张霸、陈策见大势已去，却仍负隅顽抗，斩杀东吴使者，下令叛军死守樊山。胡昭遂令诸葛瑾出兵，以火攻为辅、强攻为主，吴军纵火焚烧樊山叛军营寨，趁火势猛攻，叛军大乱。张霸率亲卫突围，被吴军大将朱然生擒；陈策拒不投降，自刎于樊山之巅。此战未伤一名流民，仅剿灭五百余顽逆，武昌之乱彻底平定，《资治通鉴·吴纪》载：“昭为瑾划策，先赈后剿，旬日平武昌之乱，流民安堵，吴都肃然”。

叛乱平定后，胡昭又协助诸葛瑾制定《流民安置法》，规范流民户籍、田产、赋税制度，十余万流民在武昌周边垦荒种田，成为东吴的编户齐民，为武昌的经济发展、人口增长奠定基础。孙权闻胡昭之功，再次遣使征辟，胡昭仍辞不赴任，返回颍川隐居，终身不仕，却以其智略，在乱世中护江夏、武昌两地百姓安宁，其“抚民为先、剿乱为后”的平乱之策，成为后世治理民乱、边患的经典范例，载入史册，流传千古。

胡昭虽为隐士，不恋权位，却心怀天下苍生，其平乱之策，不尚杀伐、重施仁政，既解东吴边患、内乱之危，又护百姓生存之基，与荀彧、诸葛亮等当世谋士相比，其“隐而济世、智而安民”的风范，更显高洁。《后汉书·逸民列传》赞其：“胡昭孔明，怀经世之才，守隐逸之志，辅吴定乱，救民水火，虽不仕列朝，功在黎庶，名垂青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