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长曾开除毛主席，晚年无米获主席送1200斤米

1950年深秋时节，阴雨连绵，笼罩着长沙妙高峰。

一辆满身泥泞的军用卡车，轰鸣着开过湿滑的土路，最终刹停在一所破败中学的门房前。

车门推开，跳下来几位省政府的办事员。

他们此行是专门来送“大礼”的。

只见车厢后斗里，塞得满满当当，全是上好的晚稻米，足足一千二百斤，旁边还搁着一捆扎得结结实实的钞票，面值整整五十万元（旧币）。

接收这批财物的人名叫张干，是个年过花甲的老头子，这会儿正缩在破旧的棉袄里烤火取暖。

这堆东西在那个年头意味着什么？

那时抗战胜利没几年，物价飞涨，货币贬值得厉害，教书匠早上拿到手的工资，到了晚上可能连两斤米都买不到。

张干家里六口人吃饭，经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逼得老伴儿只能把家里的旧衣裳拿去当铺，换点糙米回来熬粥。

更有意思的是，这东西是谁送来的。

随车递过来的一封信，落款赫然写着三个大字：毛泽东。

瞅见这个名字，张干的手哆嗦得不行，信纸都在半空中跟着颤。

要知道，三十五年前，正是他这位当校长的，大笔一挥签发了布告，要将毛泽东扫地出门。

这事儿咋一看，好像是江湖上那种“相逢一笑泯恩仇”的戏码。

可咱们往深处琢磨，这绝不仅仅是念旧或者宽容那么简单。

对于身居中南海的主席来说，这是一步精心计算的“政治棋局”。

心里的算盘，主席打得比谁都精。

要是不救张干，结局会怎样？

无非是世上少了一个像前清遗老般的教书先生，就像大时代里吹散的一粒尘埃，没人会多看一眼。

可要是救了呢？

这得看看1950年的大背景。

新中国刚搭起架子，社会上还有一大批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

他们跟张干差不多，虽说没干过什么伤天害理的大坏事，但因为出身问题、性格古怪，或者以前跟新政权有点过节，一个个活得提心吊胆，如履薄冰。

主席这封信，名义上是写给张干的，实际上是写给全天下读书人看的。

想弄明白这其中的分量，咱们得把时间轴拉回到三十五年前，瞧瞧这两人当年到底结下了多深的梁子。

1915年，湖南第一师范。

那时候的张干，是个出了名的“严厉派”。

教数学，他是把好手，业务能力没得挑，但脾气又臭又硬，办事丁是丁卯是卯，一点人情味都不讲。

当年那场冲突，导火索其实特别简单：为了钱。

学校冷不丁发个通知，要求每个学生多交十块钱学杂费。

这点钱搁现在可能不够买杯奶茶，但在当年，对那些从穷乡僻壤出来的农家子弟来说，那就是一道鬼门关。

交不出钱，就只能卷铺盖走人。

毛泽东那时年轻气盛，家里手头也不宽裕。

他看不过眼，提笔就写了一篇《驱张宣言》。

这一下子，把张干给惹炸毛了。

站在张干的立场，他是这么想的：我是校长，学校得运转，收费是上面的规矩。

校长的脸往哪搁？

一气之下，张干拍板做了一个狠绝的决定：张榜开除十七名带头闹事的刺头。

排在名单第一个的，就是毛泽东。

这在当时，等于直接断送了一个年轻人的前程。

后来这事儿没成，全靠杨昌济、王季范这几位重量级老师出面死保。

他们跟张干摊牌：毛泽东是个奇才，你今天要敢开除他，我们也跟着辞职不干了。

张干这人虽然倔，但爱才。

在这样的压力下，他退了一步，改成了记大过处分，然后自己引咎辞职，离开了第一师范。

这一别，就是整整三十五年。

换作一般人，这梁子结下了，这辈子也就到头了。

要么老死不相往来，要么见面就得掐架。

可时间转到1950年，当周世钊在中南海闲聊时提了一嘴，说张干现在“又病又穷，快揭不开锅了”，主席的反应快得惊人。

他手里的茶杯立刻放下了，眉头一皱，脱口而出：“怎么不早跟我说？”

紧接着就是那封加急寄给湖南省主席王首道的信，和那辆满载大米的卡车。

这里头藏着一段特别值得玩味的心理博弈。

张干当年的举动，往小了说是师生矛盾，往大了说，那是差点把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给掐灭了。

换个心胸稍微窄一点的人，听说当年的“对头”落魄了，心里保不齐还会冒出一丝“报应不爽”的痛快感。

但主席跳出了这个因果循环。

在他眼里，张干不再是当年那个固执己见的校长，而是一个“风向标”。

一来，张干确实有真本事。

离开一师后，他在妙高峰中学、衡粹女中教了一辈子书，学生遍布各地。

二来，张干骨头硬。

哪怕穷得当裤子买米，也没去巴结权贵，没去干哪怕一件坏事。

对这种人，要是不拉一把，那是新社会的损失。

最关键的是，通过帮扶张干，传递出一个强烈的信号：只要是有真才实学、爱国守分的知识分子，不管过去跟咱有什么恩怨，共产党都养得起，肚量大得很，容得下。

这也就是为什么，当张干收到大米和信件时，反应会那么剧烈。

他裹着那件破棉袄站在门槛上，望着堆成山的粮袋，老泪纵横，嘴里不停地念叨：“毛润之啊，他还记得我这个糟老头子？”

这不仅是感激，更是一种巨大的心理震撼。

他本以为自己是被时代抛弃的废棋，结果新时代的领袖亲自伸手把他拉回了岸上。

张干是个直肠子，也是个典型的读书人。

读书人讲究个“投桃报李”。

他给主席回信，没写那些虚头巴脑的效忠誓词，而是把自己珍藏多年的数学教学心得打包寄了过去，请主席“指正”。

这个细节很有意思。

金银财宝他没有，但他把自己半辈子的心血交出去了。

主席的回信水平更是高。

信里说往事如烟，根本不用挂在心上。

还特意强调，张先生教书育人功劳大，是有功之臣。

这把火，烧得那是恰到好处。

但这还没完。

真正的高潮，发生在1951年的北京。

那年9月，主席把张干、周世钊这些老人都接到了首都。

住北京饭店，派专车接送，这些都是常规礼遇。

真正展现“决策艺术”的，是中南海瀛台的那顿午宴。

席间，主席亲自起身给张干夹菜。

就在大伙儿吃得正热乎的时候，主席突然笑眯眯地来了一句：“张校长，当年你要开除我，今天我请你吃饭，这笔账算扯平了吧？”

这话一出，四两拨千斤。

满桌子的人都乐了。

但这笑声背后，是心里的一块大石头落了地。

张干当时的反应是喉咙发紧，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能端起酒杯，仰头一饮而尽。

这杯酒下肚，三十五年的隔阂，彻底烟消云散。

主席用一顿饭、一句玩笑话，不光解开了张干的心结，还彻底收服了这位倔老头的心。

临走前，主席还从自己的稿费里拿出一笔钱塞给张干，又托人捎了一瓶鹿茸精让他补身子。

从北京回到长沙后，张干简直换了个人。

以前那个为了生计愁眉苦脸的老头不见了。

他在日记里写道：“我以前老怪润之当年太咄咄逼人，如今才佩服他的度量，这心胸之宽广，江河都比不了。”

湖南省人民政府聘他当参议，每个月发八十万元津贴。

日子宽裕了，他干了什么？

他没存钱养老，也没想着改善伙食。

他把主席送的钱和每月的津贴全省下来，买了图书和教学仪器，一股脑全捐给了妙高峰中学。

他还特意设了个“润之奖学金”，专门资助那些像当年的主席一样交不起学费的穷学生。

1952年学校扩建，七十多岁的张干，亲自拿着木尺去工地上丈量地基。

旁人劝他歇歇，他只有一句话：“我这把老骨头，还能为新社会出点力，就不算辜负润之的一片苦心。”

这笔“投资”，回报率高得吓人。

当年送去的一千二百斤大米，换回了一个全心全意为新中国教育燃烧余热的教育家。

直到1960年，张干在长沙病逝。

临终前，他对子女留下的遗嘱不是分家产，而是叮嘱他们要勤俭读书、报效国家。

他还留下了一个遗愿：有机会代他去主席墓前献一束山花，告诉他，老学生张干来报到了。

消息传到中南海，主席沉默了许久。

最后，他只沉声说了一句：“张干先生，千古。”

这一声“先生”，分量极重。

随后，花圈和挽联送到了长沙，挽联上写着八个字：“老成凋谢，教泽长存”。

送葬那天，长沙上万市民自发走上街头送行。

灵车经过湖南第一师范旧校门时，夕阳正好洒在校名上，金光闪闪。

回过头看这段往事，你会发现，所谓的“决策”，不一定非得是战场上的调兵遣将。

处理人际关系，特别是怎么对待那些“反对过自己的人”，往往更考验一个决策者的格局。

张干当年那一挂牌，是他在那个位置上的“尽职”。

主席后来这一送粮，是他在那个位置上的“统战”。

两个人都没做错。

但主席的高明之处在于，他没有被私人恩怨困住手脚。

他硬是把一个濒临绝境的老人，变成了一面团结知识分子的旗帜。

大米总有吃完的一天，钱也总有花光的时候。

但这种“度量”所产生的能量，却能跨越时间，一直传递下去。

正如张干晚年常指着堂屋里那幅主席亲笔题写的“桃李满天下”感慨道：

“教了一辈子书，能换来这几个字，这辈子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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