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人口从7000万激增至4亿的简单原因

到了道光皇帝那会儿，大清国的人口账本上赫然写着四个亿。

这数听着让人头皮发麻。

回想顺治爷刚进关，满打满算才七千万。

眨眼功夫，一百来年，这人丁翻了快六个跟头。

后来人聊起这事儿，总爱一拍脑门说：“嗨，那不就是红薯玉米的功劳嘛。”

那口气，仿佛只要撒把美洲种子，地里长出的人就能跟野草似的拦不住。

这账怕是算糊涂了。

隔壁日本、南边印度也都引进了这些庄稼，咋没见他们那时候人口翻六番？

光指望两样吃食，撑不起四亿张嘴。

这里面的门道，其实是清朝朝廷连着做对了三道关乎国运的选择题。

每一步，都把人性算得死死的。

头一道题，咱们得聊聊这“人头税”的买卖。

1644年清军进了北京城，往后二十多年，战火就没断过。

那是真惨，四川那边记载说“十室九空”，华中那是“千里无人烟”。

原本明朝末年上亿的盘子，哐当一下砸回七千万。

仗打完了，地也荒出来了。

照理说休养生息，人丁该旺才对。

可到了康熙爷手里，怪事来了：田间地头全是忙活的人，可户部那账本上的数，死活趴着不动。

咋回事？

说白了，生娃是赔本买卖。

那时候沿用明朝的老规矩“丁口税”。

直白点说，按脑袋收钱。

多生个带把儿的，成年了就得多交一份皇粮。

老百姓连自个儿肚子都填不饱，哪有余钱给上面交？

于是乎，民间开始疯狂“藏人”。

地主把佃户藏地窖里，小门小户生了儿子也不去衙门画押。

朝廷这就坐蜡了：

严查吧，那是逼着百姓造反，康熙那时候脚跟还没站稳，不敢乱来。

不管吧，国库永远收不到增量税银，而且这些不在册的黑户，指不定哪天就成了流寇。

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朝廷拍板了一个大动作。

康熙爷下旨：“滋生人丁，永不加赋。”

话里的意思是：以后不管你们多生多少，我收的人头钱，就定格在康熙五十年那两千多万丁上，多一个子儿也不要。

表面看朝廷亏大发了，放弃了以后庞大的人头税大饼。

可实际上，这是把藏在暗处的隐形人口给洗白成了良民。

但这还不彻底。

只要“人头税”这三个字还在，百姓心里就犯嘀咕。

真正把根儿刨了的，是雍正爷。

雍正元年（1723年），一道“摊丁入亩”的令整出来了。

这招那是真狠，直接把延续两千年的“人头税”送进了坟墓。

税不跟人头挂钩了，直接算进田亩里。

这是一次彻底的利益大洗牌。

浙江那个李卫脑子活，头一个搞试点，动作麻利，半年就把全省烂账理清了。

政策这东西威力吓人。

既然生娃不罚钱了，以前躲躲藏藏的“黑户”全钻出来了。

连那些平日里抬不起头的贱籍——乐户、疍户，也敢挺直了腰杆去衙门落户，正大光明娶妻生子。

数字最老实。

1741年，大清搞了个全国普查。

结果出来，户部尚书下巴都快掉了：一亿四千万。

跟以前比，差点翻倍。

这多出来的几千万，一半是新生的，另一半，全是以前藏在地底下的。

这步棋，清廷走对了：与其为了那点收不上来的碎银子跟百姓玩躲猫猫，不如把绳子解开，只要人，不要钱。

人是有了，紧接着第二道难题来了：这么一大帮人，咋活？

这可是个天大的风险控制活儿。

从1681年搞定三藩，到1796年白莲教闹事，中间整整115年，大清腹地没打过大仗。

不打仗，死的人自然就少。

可太平日子也有副作用。

人口跟滚雪球似的涨，一碰上老天爷不赏饭，那就是几千万张嘴嗷嗷待哺。

弄不好，就是下一个李自成。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坎儿来了。

河南大旱。

照着老黄历，这就该是易子而食、流民四起的前奏。

可这回，哑火了。

清廷掏出了一套练得炉火纯青的救急招数——常平仓。

这玩意儿的逻辑特简单：丰收年，官府花钱收粮囤着；灾年，开仓放粮，把粮价打下来。

而且，乾隆爷不搞白送。

他玩“以工代赈”——灾民想吃饭？

别光张嘴，官府修路修堤坝，你们出力，我管饭。

这不光是救命，更是防乱。

把壮劳力聚一块干活，他们就没心思造反；水利修好了，来年还能多打粮。

靠着这粮仓底子和赈灾手段，那场旱灾虽然难熬，却没酿成明末那种天翻地覆的大乱子。

安稳的日子，加上兜底的赈灾网，给了人口膨胀最厚实的安全气囊。

可光这样还不行。

人只要喘气，就得填饱肚子。

这就逼出了第三道题：地不够种了咋整？

这会儿，红薯和玉米才算正式登台。

但记住了，它们不是主角，是配角，是用来打补丁的。

以前种地，盯着的都是平原肥地，种的是稻子麦子。

到了乾隆爷那阵子，好地早分完了。

这时候，美洲来的这些庄稼本事就显出来了——不挑食。

以前百姓正眼都不瞧的山坡、沙地，甚至深山老林，种水稻那是找死，种玉米红薯却能活蹦乱跳。

于是，一场静悄悄的“开荒运动”拉开了架势。

翻翻乾隆末年的记载，四川已经是“漫山遍野全种包谷”。

在陕西，老百姓把深山老林都给刨遍了。

这是一次农业地盘的疯狂扩张。

顺治末年，四川耕地才118万亩；到了乾隆十八年，这数窜到了4622万亩。

翻了快四十倍。

这里面，除了朝廷免税、忽悠百姓移民（湖广填四川）的政策推手，玉米红薯确实让那些原本没用的烂地变成了粮袋子。

南方农民更精，搞起了双季稻和稻麦轮作。

以前一年收一茬，现在收两茬。

搞经济史的专家算过，清朝中期的粮食总产量，比明朝最牛的时候多出了八成。

人均口粮虽然没暴涨，但始终维持在一根微妙的温饱线上。

肚子不叫唤了，管他是红薯撑的还是大米喂的，老百姓才敢放开胆子生。

所以，回头瞅这个四亿人的奇迹，那逻辑环环相扣，严丝合缝：

康熙雍正搞的“摊丁入亩”是把钥匙，把生娃的锁打开了，解决了“敢不敢生”；

一百多年的太平日子加常平仓是土壤，给了活命的机会，解决了“能不能活”；

玉米红薯和种田技术的极限压榨是本钱，靠着啃边角料土地，解决了“够不够吃”。

可这套玩法，是有天花板的。

当人口真冲过四亿大关，那时候的聪明人已经开始打摆子了。

思想家包世臣在书里写下了他的惊恐：“人多得像蚂蚁，地就那一亩三分，以后拿啥养？”

他没瞎操心。

老式农业社会的土地也就这大能耐。

哪怕把每座山头都插满玉米，也填不满无底洞似的人口。

结局惨不忍睹。

19世纪中叶，“马尔萨斯陷阱”还是炸了。

太平天国一闹，紧接着捻军、回乱四起。

在那场席卷半个中国的血雨腥风里，全国人口瞬间蒸发了七千万。

那个靠政策松绑、太平红利和美洲庄稼堆出来的“人口神话”，最后以一种最残忍的姿势，狠狠撞在了南墙上。

信息来源：

珀金斯（Dwight H. Perkins）：《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