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年腊月，我跟爹第一次回老家看爷爷，临走爹的话我记了半辈子

1989年的腊月，我十二岁，父亲带我回他离开十五年的老家。

那年的冬天特别冷，哈尔滨的雪下得能没过膝盖。我们住在铁路局分的筒子楼里，一家三口挤在二十平米的小屋。那天早上，母亲天不亮就起来，往父亲那只深绿色帆布包里塞东西：两斤白糖、一包红肠、母亲自己织的毛线手套，还有用油纸包着的五斤白面。

“爹牙口不好，红肠煮软些。”母亲小声叮嘱。

父亲没说话，只是点点头。他穿着洗得发白的铁路制服，肩上的补丁是母亲昨晚才缝好的。我那时候不明白，父亲是铁路上的技术员，为什么还要穿带补丁的衣服出门。

我们去火车站的路上，父亲破天荒地在路边摊买了两个热腾腾的包子，递给我一个。“吃饱，要坐一天一夜。”他说。我记得那包子是白菜馅的，烫得我直哈气，父亲看着我，眼角皱出几条浅浅的笑纹。

绿皮火车挤得像沙丁鱼罐头。父亲把我塞到靠窗的位置，自己站着。车厢里弥漫着烟味、脚臭味和廉价香烟的味道。有人带着活鸡，鸡屎味混在其中，我忍不住皱鼻子。父亲看见了，拍拍我的头：“忍忍，你爷那更苦。”

我第一次听父亲提起“爷爷”。在此之前，我们家墙上唯一的照片是我三岁时在公园拍的，爷爷这个词对我很陌生。

“爷爷长什么样？”我问。

父亲想了想，从怀里掏出一个小布包，里面是一张发黄的照片。照片上的老人干瘦，眼睛深深凹陷，穿着对襟褂子，背景是土墙。“这是你爷五年前寄来的，那时候他还能走三里地去镇上照相。”父亲说。

火车咣当咣当，窗外是无垠的雪原和白桦林。父亲断断续续讲起老家：三间土房，房后一口井，门前两棵老枣树。他说十六岁那年，村里推荐他去铁路技校，临走时爷爷把家里唯一的棉袄给了他。“你爷说，走出去就别回头，庄稼人的命太苦。”

半夜，我醒来看见父亲还站着，眼睛望着窗外漆黑一片。他的侧脸在昏黄的灯光下显得格外苍老，虽然那时他才三十六岁。

第二天下午，我们换乘长途汽车。那车更破，没有暖气，车窗玻璃裂了缝，用胶带粘着。我的脚冻得失去知觉，父亲把我的脚拉过去，塞进他军大衣里捂着。他的脚上是一双单薄的解放鞋，袜子露着脚趾。

傍晚时分，我们在一个镇上下了车。父亲指着远处隐约可见的山影：“翻过那座山，再走十里地，就到了。”

那十里路，我们走了三个小时。天渐渐黑了，雪又开始下。父亲背起我，深一脚浅一脚地在雪地里走。我趴在他背上，能听见他粗重的喘息声，看见他后颈上沁出的汗珠在月光下闪着光。

“爹，还有多远？”

“看见那棵歪脖子树了吗？过了树就到了。”他的声音在风里断断续续。

忽然，远处有微弱的灯光闪烁。父亲停下脚步，深深吸了一口气，又长长地呼出，白色的哈气在冰冷的空气里散开。“到了。”他说，声音有些发颤。

灯光越来越近，我看见一个身影站在低矮的土墙院门前，手里提着一盏马灯。随着我们走近，那身影越来越清晰——一个驼背的老人，穿着臃肿的棉袄，头上戴着一顶旧毡帽。

父亲放下我，在距离老人五步远的地方站住了。两人就这么对视着，谁也没说话。雪无声地落在他们之间。

“回来了。”老人终于开口，声音沙哑得像破风箱。

“哎，回来了。”父亲应道，声音哽咽。

爷爷举起马灯照我的脸：“这是小树？”

“是，小树，叫爷爷。”父亲推了推我。

我看着眼前这个陌生老人，怯生生地喊了声“爷爷”。他伸出粗糙的手摸了摸我的头，手掌像树皮一样刮得我脸生疼，却又异常温暖。

那三间土房比我想象的还破。堂屋的泥地凹凸不平，墙上糊的报纸已经发黄剥落。唯一的家具是一张破旧的八仙桌和两条长凳。屋里唯一的取暖设备是土炕，炕烧得不旺，屋里冷得像冰窖。

爷爷颤巍巍地点亮煤油灯，灯光把他的影子投在墙上，又高又大。“饿了吧，我去热饭。”他说着往灶房走，父亲连忙跟过去。

我跟过去看，灶房里堆着柴火，锅里是稀薄的小米粥和几个黑乎乎的窝头。爷爷往灶里添柴火，父亲蹲在旁边看着火光，两人的影子在墙上晃动，偶尔低声交谈几句，说的都是村里的琐事：谁家儿子娶媳妇了，谁家老人过世了，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那顿饭是我吃过最简陋的一餐——小米粥、窝头、一小碟咸菜。但爷爷把最大的窝头掰开，把里面较软的部分递给我，自己啃着硬梆梆的外皮。父亲看见了，默默把自己的窝头掰了一半给爷爷。

晚上，我们仨挤在一张炕上。爷爷坚持让我睡最暖和的位置，他睡在靠墙最冷的地方。夜里我醒来，听见爷爷和父亲在低声说话。

“你在外头，别惦记家里。”

“爹，今年春节我把你接过去吧。”

“不去不去，我这儿挺好。你在城里好好干，把小树带出息了比啥都强。”

沉默了很久，父亲说：“您的棉袄我穿了十年，补丁摞补丁，同事都笑话。”

“笑话啥？衣服暖和就行。”爷爷说，“你小时候不也穿哥哥的旧衣服？”

“嗯。”

又一阵沉默后，我听见爷爷轻声说：“睡吧，明天多看你几眼，下次回来又不知道啥时候了。”

第二天，爷爷早早起来扫雪，把院子扫得干干净净。早饭依然是稀粥，但爷爷不知从哪弄来一个鸡蛋，蒸成蛋羹放在我面前。他自己喝着几乎看不见米的粥水。

白天，父亲带着我在村里转。村子很小，只有二十几户人家。土路坑坑洼洼，房子低矮破旧。几个老人坐在墙根晒太阳，看见父亲都围过来，用我听不懂的方言说着什么。父亲一一问候，从帆布包里拿出母亲准备的红肠，分给老人们一人一小段。

“这是老陈家的二小子？出息了！”一个没牙的老奶奶拍着父亲的手背。

父亲只是憨厚地笑，不说话。

我们去了父亲小时候上学的村小，三间土房，窗户没有玻璃，糊着塑料布。父亲指着角落里一个位置：“我坐那儿，冬天手冻得握不住笔，你爷用麦秸编了个暖手筒给我。”

又去了村后的山坡，那里有几座坟。父亲在一座没有墓碑的坟前站了很久，然后对我说：“这是你奶奶，我十岁时她就不在了。”他拔掉坟头的枯草，用手把雪拍实。

“爹，你想奶奶吗？”

父亲没回答，只是望着远处的山峦。过了很久，他才说：“你爷一个人，把我跟你大伯拉扯大。你大伯参军去了南方，三年没回来了。”

那天晚饭，爷爷不知从哪里弄来半斤白面，包了饺子。馅儿是白菜和一点点碎油渣。爷爷的手颤抖得厉害，包出来的饺子歪歪扭扭，煮的时候破了好几个。但他还是小心翼翼地把完整的饺子夹到我碗里，自己吃破的。

“你爹小时候，一年能吃上一顿饺子就不错了。”爷爷看着我说，眼睛里映着灶火的光。

第三天一早，我们该走了。爷爷天不亮就起来，煮了四个鸡蛋塞进父亲包里：“路上吃。”

分别的时刻到了。父亲在院子里站了很久，看着那三间土房，看着房后的井，看着门前那两棵光秃秃的老枣树。爷爷站在门口，手里提着一小袋东西。

“这是枣，去年晒的，给小树当零嘴。”爷爷把袋子递给我，又摸了摸我的头，“好好念书，听爹妈的话。”

父亲从怀里掏出一个信封，塞到爷爷手里：“爹，这钱您收着。”

爷爷像被烫到似的缩回手：“不要不要，我有。”

“您拿着！”父亲的声音突然大起来，眼眶红了，“您不拿，我这心里...”

两人推搡了几次，爷爷终于收下了，但他转身进屋，又拿出一个布包：“这你拿着，是咱家的房契地契。我老了，用不着了，你收好。”

父亲的手颤抖着接过布包，嘴唇动了动，没说出话。

我们走出院子，爷爷送到歪脖子树下就不送了。“走吧，别误了车。”他挥挥手。

走了很远，我回头看，爷爷还站在那棵树下，一动不动的身影在清晨的薄雾里越来越小，最终变成一个黑点。

翻过山，到了等车的地方。父亲一直沉默着，眼睛望着来时的方向。长途汽车来了，我们上了车。车子启动，扬起一片雪雾。

忽然，父亲站起来，扒着车窗往后看。我也跟着看——远处山坡上，那个黑点还在，还在那棵歪脖子树下。

父亲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这个我从没见他哭过的男人，此刻哭得像个孩子。他用力拍着车窗，朝着那个越来越远的黑点喊：“爹！回吧！外头冷！回吧！”

但距离太远，爷爷听不见。

车子转过山弯，那个黑点终于看不见了。父亲瘫坐在座位上，双手捂着脸，肩膀剧烈地抖动着。过了好一会儿，他平静下来，用袖子擦干脸，深吸一口气。

然后他转头看着我，眼睛红肿，声音嘶哑：

“小树，记住今天。记住你爷站在雪地里的样子。将来有一天，我也会这样送你走。你也会这样送你的孩子走。人这一辈子，就是在一次次送别里活过来的。但无论走多远，别忘了今天，别忘了那棵歪脖子树下站着的人。”

我那时十二岁，不完全懂这些话的意思。但父亲说这话时的神情，那种混合着悲伤、坚毅和爱的复杂表情，像刀刻一样印在我心里。

二十八年过去了，父亲三年前去世。临终前他握着我的手，只说了一句话：“把我送回老家，跟你爷埋一块儿。”

我照做了。送父亲骨灰回老家的那天，也是腊月。村里的土路已经修成水泥路，老房子翻新了，但那棵歪脖子树还在。我站在树下，望着远方，忽然明白了很多年前父亲那句话的全部重量。

雪又开始下了，像我十二岁那年一样大。我转身离开时，回头看了一眼——恍惚间，仿佛看见两个身影并肩站在树下，一个驼背，一个挺拔，都在向我挥手。

我挥了挥手，继续往前走。肩上沉甸甸的，是父亲留给我的那个布包，里面装着两代人的房契地契，和一个关于送别与归来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