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年叶剑英点将宋时轮，安排一项特殊任务反被拒，叶：指挥不动了

1984年初夏，北京的风还带着一点凉意。军事科学院的大楼里，灯常常亮到深夜，年逾古稀的宋时轮，戴着老花镜，在一摞摞档案和笔记之间翻找史料。有人悄声感叹：“这么大岁数了，还这么拼。”宋时轮抬头笑了笑，没有多接话，只是把刚整理好的材料放到一边，又在本子上记下一个小小的批注。

很多人印象中的宋时轮，是在战场上叱咤风云的战将，是敢打恶仗、敢啃硬骨头的纵队司令。然而，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他主要的“战场”，已经悄然转移到了书桌、会议室和资料库，转移到了军事理论研究、战略方针论证以及重大文献整理的工作之中。其中一件牵动他大量心血的事，便是为叶剑英元帅撰写传记，而这件事的尾声，又生出了一段颇有意味的小插曲。

有意思的是，宋时轮和叶剑英之间，并不只是普通的同事关系。早在战争年代，两人就在同一条战线上摸爬滚打，彼此极为熟悉。到了新中国成立以后，一个转向军队高级指挥岗位，一个后来走上军委领导和党政关键位置，两人的交集并没有因此减少，反而在关键节点上一次次重叠。

从时间轴往前推，要理解那句“指挥不动了”的玩笑话，就绕不开宋时轮在军事理论和军事教育领域的长期积累。他之所以在八十年代能对战略方针提出重要建议，也正是建立在此前数十年的系统实践和严谨研究之上。

一、从战将到学者：叶剑英“点将”的深意

1957年11月，中央决定组建军事科学院，担负起总结战争经验、研究军事理论、推动军事科技和教育建设的重任。那一年，叶剑英担任军事科学院院长，他点名要宋时轮担任第一副院长，一方面是看重其战功与指挥经验，另一方面也清楚，宋时轮在治学态度上极为细致，肯下功夫。

宋时轮起家于战场，却并不满足于“会打仗”这四个字。他每到一个新岗位，习惯先把过去的战史、条例、文件通读一遍，再从中挑出问题。调到军事科学院后，他协助叶剑英从零开始筹建这座机构，从机构设置、研究方向，到人才配备、对外交流，都参与其事。

不久后，翻译、整理马克思主义军事著作的任务摆到台面上。宋时轮对翻译、校订人员提出的要求，可以说近乎苛刻：不仅要语句准确，连标点符号的使用也要逐条核对。他反复强调：“这是基础文献，差一点点都不行。”后来，苏联专家在审阅这些译本时，对译文的严谨程度颇为赞赏，这在当时的条件下并不容易。

值得一提的是，他并不是只盯着几本“经典译本”。1958年12月，在他的主持下，军队首次系统组织编写我军作战条令的工作座谈会。会后，相关条令开始起草、修改、试行，一套较为系统的作战条令逐渐成型。这些条令为解放军的训练和作战提供了成文依据，一些基本原则，直到后来仍然具有参照价值。

这种自上而下的梳理和总结，需要极大的耐心和责任感。很多习惯了在前线冲锋的将领，很难长期静下心来与文件、条文打交道。而宋时轮在战场上培养出的坚韧劲头，竟在条令编撰和理论研究中发挥了另一种作用。

二、复出掌舵军事科学院：从理论研究到战略方针

时间来到1972年10月，经历了一段曲折之后，宋时轮重新被任命为军事科学院院长。这个阶段的任务，与五十年代相比，又多了几分复杂：既要继续系统整理战争经验，又要在新形势下开展具有前瞻性的军事理论研究。

那时候，国内外形势都在发生深刻变化。常规战争、核威慑、边境冲突等问题同时存在，军队建设面临的现实问题，与早年革命战争时期有明显不同。宋时轮领导军事科学院的科研工作，一方面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著作的整理出版，另一方面逐渐把目光投向“战略层面”的重大现实问题。

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关于“积极防御”的讨论，在军内逐步展开。长期以来，“积极防御，诱敌深入”这句表述，曾被用作概括我军战略方针的重要说法。宋时轮在反复研究战争史、边境作战情况以及相关指示后，提出一个相当敏锐的观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诱敌深入”作为长期、固定的战略方针，并不妥当。

他在中央军委的一次会议上明确指出，“积极防御”可以作为战略总方针，而“诱敌深入”不宜与之并列，因为后者带有明显的条件性，只适用于特定形势。例如，当敌我力量悬殊、前线地形不利、防御条件薄弱时，为了保存实力、争取战机，采取诱敌深入的办法有其合理性。但如果在总体态势、武器装备、边境防御条件都发生重大变化之后，仍然机械套用，就可能适得其反。

宋时轮在这一问题上并没有停留在口头意见上，而是再次回到他熟悉的工作方式：深入研读毛泽东有关“诱敌深入”的论述，逐条梳理适用条件、时间背景和战争态势，结合国土边境的实际地形以及可能面临的局部冲突形式，写成系统的研究报告。

在报告中，他特别分析了我国边境多山、多高地、多险要的特点。许多地段，本来就利于防御作战，如果一味强调“诱敌深入”，等于主动放弃有利地形，把“天然屏障”让给对手。这种做法在冷兵器时代或武器射程有限的时期，尚有一定回旋余地，但在现代高机动、高火力、快速突击的条件下，风险极大。

更关键的一点，在于战争方式的转变。局部打击、短促突袭、打一下就撤的行动模式，已逐渐被一些国家纳入作战选项。在这种情况下，还盲目鼓励敌人“深入”，有可能出现一种尴尬局面：敌人打完就走，无意深入，我军却在后撤，反而暴露阵地，给对方留下可乘之机。

这些分析，并非凭空想象，而是建立在对战争形态变化的长期观察之上。宋时轮在《关于战略方针问题的建议》一文中，把上述逻辑梳理得较为清晰。文稿上报后，中央军委主要领导人叶剑英、徐向前、邓小平先后作出批示，对其中的核心意见给予肯定。

自此，“积极防御”被更加明确地确立为我国军事战略方针的提法，而“诱敌深入”则从概括性表述中淡出，只在具体战役战术运用中，根据实际需要和地形条件酌情考虑。这一变化，看似文字上的调整，背后包含的却是对未来战争形态的谨慎判断。

不得不说，从战役指挥员转型为战略思考者，本身就需要极大的视野和魄力，而在关键时期敢于提出调整建议，更考验担当。宋时轮在这一问题上的坚持，成为八十年代初军事战略思路调整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三、百科全书与传记编写：为历史立“骨架”

如果把战略方针研究比作为未来把方向，那么编写军事百科全书和元帅传记，则更像是在为过去整理骨架、梳理血脉。恰巧，这两项工作，都落在了宋时轮的肩上。

八十年代初，中央决定启动《中国军事百科全书》的编纂工作，这在国内属于一个全新的领域。长期以来，我国在军事百科事业方面几乎是空白，系统性的军事实体、人物、战役、制度条目还未建立。经过研究，宋时轮受命兼任《中国军事百科全书》编辑委员会主任，负责统筹这项工作。

那时，他已经年逾七十，身患多种疾病，经常感到心慌、乏力。医务人员多次建议他住院观察，他却一再推迟，只在过于不适时抽空去检查一下，又匆匆返回办公室。

试想一下，在资料匮乏、检索手段有限的年代，要把军史、战史、兵器、战略战术等内容分门别类、统一体例，需要多少人力物力，更需要一个能“盯到底”的主心骨。宋时轮白天开会、审稿，晚上常常伏案看材料，一些年轻编辑回忆，当时他有时累得坐在椅子上打盹，醒来后接着看，从不抱怨。

就在这样紧张的节奏下，另一项任务也悄然展开。1981年，中共中央讨论决定为开国元帅编写传记。此举，在当时具有明显的突破意义。此前受到多种因素影响，除国家最高领导人外，系统为其他重要领导军事人物立传的工作基本空白，十年动荡期间更是讳莫如深。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关于实事求是评价历史人物、还原历史原貌的共识逐步形成。为开国元帅立传，不是单纯的“宣传”，而是为了梳理党史军史中的重要一环。中央文献研究室负责《朱德传》的编写工作，其余元帅的传记任务则分配给军队的几个大单位，其中，军事科学院承担起编写《叶剑英传》的重任。

负责这项工作的领衔者，是宋时轮与粟裕。两人在战争年代都有丰富的实战经历，对军队内部情况极为了解。尤其是宋时轮，与叶剑英共事多年，知根知底。叶剑英曾打趣说，在了解他这件事上，“没有谁比宋时轮更合适”。

然而，真正开始编写传记时，事情并没有想象中顺利。叶剑英为人一向低调，对涉及个人经历的宣传非常谨慎。传记组希望通过多次谈话和实地调查，把他一生的重要节点梳理出来，但叶剑英对“出风头”的事情颇有抵触情绪，最初的配合度并不算高。

传记组只好一趟趟往叶剑英曾生活、战斗过的地方跑，访问老战友、老部下，查找当年的记录。很多细节，单靠档案文字是不够的，还需要与当事人或见证人反复核对。宋时轮给传记组定下的基调很清楚：不夸大，不遮掩，事实为主，评价适度，对读者、对历史都要负责。

四、叶帅的低调与“指挥不动”的一番笑谈

在搜集外围材料的同时，传记组还需要直接向叶剑英本人求证许多关键细节。1982年前后，正式采访开始安排。考虑到叶剑英的身体状况，单次谈话时间控制得很紧，一般不超过一个小时。有时刚进入状态，医生提醒该休息了，只能暂时收住话头。

叶剑英在这些谈话中，态度颇为鲜明：只讲事实，不轻易下评价，特别是遇到涉及敏感问题时，往往选择沉默或略过。当工作人员试探着征求他对某些历史事件的看法时，他往往只简短地回到当年的实际情况，用“那时条件就是这样”“文件是这么规定的”这类话把问题落回历史现场，不愿延伸太多个人感想。

有一回，传记组成员忍不住说：“叶帅，我们是来写您的传记，这样下去没法写呀。”叶剑英听后笑了笑，只说了一句：“把事情写清楚就行，人不要写得太满。”语气不重，却把他的态度说明得很直白。

为了争取叶剑英更积极地配合，传记组不断解释这项工作的意义。他们坦率地说：“这不是为您个人立碑，而是为党和军队的历史留下一份可靠的记录，让后代知道这些事情是怎么发生的。”这番话，叶剑英听在心里。其后，他虽然仍保持一贯的低调，但对采访安排的配合度明显提高了。

从1982年算起，传记组一共对叶剑英进行过五十多次采访，每一次都按约定的时间开始、按规定的时长结束。他身体逐渐衰弱，却仍然坚持在谈话结束后，亲自送工作人员到门口。有时他走得慢些，就扶着门框站一会儿，目送大家离开。这些细节，让不少参与者印象很深。

在整个传记编写过程中，宋时轮多次亲自上门。一方面是看望老首长，另一方面则是就某些战役、某些会议的细节做最后核实。两位老人的对话，常常从某一段战役谈起，又不知不觉转回到某次整编、某个决策。“那次要是晚两天打，结果就不一样了。”“当时没人敢拍板，你拍了。”类似的交谈，不一定都写进书里，却是编写者心中衡量史实的重要依据。

到了1984年5月，经过四年整理，《叶剑英传略》的稿件终于完成，篇幅达十几万字。定稿的那天，很多参与者都松了一口气。宋时轮带着编写成果，去向叶剑英汇报工作，经反复审阅后，叶帅十分肯定，握着宋时轮的手简短地说：“你们辛苦了。”这一句评价，对老战友、老部下来说，比冗长的表扬更有分量。

就在这件事临近尾声时，一段颇有趣味的小插曲发生了。叶剑英忽然提出，要宋时轮为《叶剑英传略》写一篇序。他的原话大意是：“你最了解我，你来写最合适。”在叶帅看来，这不过是顺理成章的一项安排，却把宋时轮“难”住了。

宋时轮听完，几乎是下意识就推辞：“叶帅，您是开国元帅，我只是军事科学院的院长，无论资历、威望都差得远，哪有资格给您写序？这件事真的不合适。”他的语气很坚决，不像客套。对于很多从战争年代一路走来的老干部来说，对“分寸”的把握有一种天然敏感，生怕给人留下“自抬身价”“攀附权威”的印象。

叶剑英并不在意这些顾虑，只笑着交代了一句：“别推了，你就写吧，三天后我让秘书给你打电话。”话说得不重，却透着一种惯于指挥大军的语气，似乎这件事就这么定了。

三天之后，叶帅秘书照约拨通电话，结果却连着几次无人接听。秘书只好如实汇报。叶剑英听完，愣了一下，随即笑出声来，说：“这个宋时轮，指挥不动了，我的话也敢不听了。”这句话后来在圈内传开，成了两位老战友之间略带调侃意味的趣事。

从另一个角度看，这种“指挥不动”，反映的并不是疏远，而是一种坦率和分寸感的坚持。宋时轮始终认为，给元帅写序言，容易被误解为关系过于“贴近”，也容易引来不必要的议论。对他这样的老干部来说，宁可躲着不接电话，也不愿留下这种“话柄”。

叶剑英见状，也就不再坚持。这件事就这样搁下，没有再提。后来，《叶剑英传略》出版时，并未出现宋时轮的署名序言。不过，宋时轮还是写了一篇后记，谈到编写工作的一些情况，也含蓄地回顾了自己与叶帅多年的工作交往，对叶帅的评价不事渲染，却字里行间透出敬重。

从前线战将，到军事理论研究的骨干，从构建作战条令和战略方针，到主持军事百科再到为元帅立传，宋时轮的一生似乎总在干一件事：把纷繁复杂的战争经验和军队历史，整理成后人可以查阅、可以依凭的东西。叶剑英那句半真半玩笑的“指挥不动了”，像是一笔小小的注脚，落在这段长长的历史线索末尾，为两位老人的交往，留下一个颇耐回味的瞬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