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年混入红军的土匪头子，建国后毛主席指示贺晋年：此人一定要抓

1949年夏天的赣南，天气闷热，战事却比天气更紧。解放军的部队从赣北一路南下，追着已经摇摇欲坠的国民党残部，铁路、公路、山道都在兵荒马乱中转换主人。就在这个关口，一条看似不起眼的电报，从北京发到前线指挥所，让几十里外的山岭都笼上了一层新的紧张气氛。

电报只有一句关键问话：“当年那个混入红军的匪首，现在抓住了吗？”发问的人是毛泽东，接电的人是第四野战军48军军长贺晋年。落款清清楚楚，语气却很平静，仿佛只是在确认一件陈年旧账。

有意思的是，这份“旧账”，要从1930年前后红军在赣南、闽西开辟根据地说起。十几年的时间，政权三易其主，战旗换了颜色，一批批人从历史舞台上来来去去，但有一个名字顽固地留在案头：黄镇中。这个曾经混入红军、又反戈一击的土匪头子，在赣南山区盘踞多年，既是国民党手中的一张“牌”，也是中央苏区时期挥之不去的心腹之患。

所以，1949年军情万变之际，毛泽东还是把他的名字点得很明白——这不是普通的清匪围剿，而是对一段血债的了结。

一

1949年7月中旬，第四野战军发起湘赣战役，向赣西国民党防线猛插一刀。那时江西的局势颇为微妙：赣东北、赣西北基本已经解放，赣南却仍然被国民党第23军、第70军牢牢占着。江西省主席兼“绥靖”公署主任方天，把司令部安在南昌，对赣南更是看成一块最后的“屏障”。

第四野战军司令部判断得很清楚，要彻底解决江西问题，必须把赣南拿下，而且要快。赣南一解放，不仅江西全省成片连点，更重要的是，这里将成为进军广东的前进基地。于是，48军接到命令，从上高、南昌一线南下，目标直指赣南心脏地带。

48军行动果断，在赣南摆出三路并进的架势。国民党守军在这种攻势面前几乎谈不上系统防御，许多地方只是象征性抵抗几下，就匆忙撤退。到1949年8月29日，江西宣告全省解放。48军仅伤亡二百余人，却歼灭国民党军八千八百五十余人，拿下十四座县城，战果非常醒目。

在这连串捷报里，有一条特别惹人注意。8月14日，48军解放赣州；7天之后，又攻入瑞金。瑞金这个名字，在当时的老红军心中，分量极重。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这里宣告成立，首都就设在瑞金，当年还有“瑞京”这个别称，足见地位之高。

红军长征之后，国民党在这一带疯狂报复，很多地方血流成河。可即便隔了十多年，等解放军再进瑞金，当地百姓依旧对红军一往情深，态度非常鲜明。瑞金重新回到人民手中，不仅是军情上的胜利，更像是中央苏区那段历史的一个回声。

瑞金刚解放没几天，48军便接到一个新的指令：抽出部队，立即向附近山区进发。

二

1949年8月23日，瑞金城内还沉浸在重获解放的喜悦当中，48军144师432团却已经接到军部新的命令——立刻赶往瑞金、宁都、于都交界的翠微峰地区，剿灭当地土匪武装。

贺晋年看完电报，几乎不用猜，就知道指的是谁。盘踞在翠微峰一带的黄镇中，多年来一直是江西档案里绕不过去的一个名字。说他是“土匪头子”不为过，但单这么说，又不够完整。因为他曾经在红军队伍里待过，甚至当过连指导员，后来却叛变出走，摇身一变成了国民党地方武装的一员。

北伐结束后，大环境急转直下，黄镇中这类底层军官的路子一下就窄了。前途未卜，他干脆回到宁都老家。一时间，许多类似的人都在观望。有人去做保甲，有人投身地方武装，有人干脆混迹山林。黄镇中最后走的路，和这几条路都沾了点边。

1928年底，蒋介石任命何键为两省“会剿”代理总指挥，金汉鼎为副总指挥，在湘赣两省集中六个旅、三万兵力，五路围攻井冈山。为了打破“会剿”，红四军主力在毛泽东、朱德率领下由井冈山出击赣南，深入敌后，留下彭德怀领导红五军守井冈山。

这一次出击，红四军先后占领了于都、宁都、兴国等地。红军队伍到了于都，一些当地地主豪绅心里发虚，担心“阶级清算”落到自家头上。时任宁都靖卫团团长的严唯神，和他们算是一条绳上的蚂蚱。出于畏惧，他想出一个自认为两全其美的办法——派一个自己信得过的人混入红军，在队伍里“通风报信”，以此保护地主势力。这个人选，他就点中了同乡黄镇中。

三

黄镇中表面上是贫苦出身，又在北伐军中干过军职，从背景看，与一般红军战士差别并不大。严唯神向红军推荐他的时候，理由也说得很诚恳，说他熟悉当地情况、能做群众工作。红军当时正处在发展阶段，对这类有军事经历又会写会算的人，其实是欢迎的，于是黄镇中顺势在红军二过于都时参军入伍。

进入红军后，他凭着旧军队里锻炼出的笔杆子和办事能力，很快就当上了连指导员，位置并不算低。按理说，以他当时的条件，如果真心转向革命道路，前景不会差。但问题恰恰出在动机上——他本来就不是为了穷人翻身来的，而是受命保护地主豪绅的利益。

时间一长，立场难免暴露。1930年冬，红军部队奉命开赴宜黄县。途中黄镇中突然携带三十五支枪，带着一小股人马悄悄脱离部队。他离开后，并没有收起红军旗号，而是继续打着“红军”的名义在地方上活动，招摇撞骗，敲诈百姓。直到红军正式下发通缉令到于都，他的真实面目才彻底暴露。

随着中央苏区的逐步形成，赣南、闽西一带成为革命根据地，黄镇中这类人反而被敌我双方都盯得更紧。红军追剿他，国民党则盯着机会利用他。他为了自保，干脆钻进宁都、瑞金、于都三县交界的翠微山区，从此深居山林，不再轻易露面。

1931年夏，宁都靖卫团团长严唯神和一干地方豪绅见形势有变，又把主意打回到他身上。几番磋商后，他们把黄镇中的武装编为宁都靖卫团第五分团，由他担任分团长。名义上是“靖卫团”，实际就是一支有官方编制、却完全听命地方势力的武装匪部。

四

如果把视线从翠微峰拉远一些，可以看得更清楚。1930年4月，瑞金境内农民暴动，推翻当地国民党县政府。同年6月，瑞金成立县革命委员会；10月，红一方面军攻克吉安，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在吉安成立。赣西南与闽西的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后来统称为中央苏区。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瑞金正式宣告成立。紧接着的12月14日，驻宁都的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在苏区中央局和二十六路军中特别支部的策动下，发动了宁都起义。这次起义，对红军在江西的局势影响重大，被后人多次提起。

在这场起义的前夜，宁都靖卫团就成了一个突出障碍。起义部队决定先发制人，准备速战速决，逮捕靖卫团团长严唯神及其分团长黄镇中。但是，人算不如天算。黄镇中自知在这片地界“仇家”太多，再加上老练多疑，对风吹草动格外敏感。在宁都起义前，他就开始悄悄为自己准备退路。

等到二十六路军起义的枪声响起，他立即率部向县城以外撤退，退到距宁都城约十二公里的一处险要之地，依托山势工事，组织地主武装固守。红军此后几次攻打这个据点，都没能一举拿下。反倒是黄镇中利用复杂地形，不时组织小股部队偷袭，给根据地的安全添了不少麻烦。

1932年4月，被围困数月后，黄镇中趁着夜色和山路的掩护，率部突破封锁线，辗转于瑞金、宁都、于都等地，专挑山高林密处扎营。也正因为如此，他的名字一次次出现在部队报告和地方情报中，却总是难以彻底解决。

同年6月，毛泽东从闽西返回赣南，路过宁都时特意询问当地围剿黄镇中匪部的情况。当听说黄镇中曾在红军中担任连指导员时，毛泽东颇有感触，评价说：“选干部，忠实是首先的条件。”这话不长，却点明了这件事在组织建设上的教训。

黄镇中匪部之所以能在中央苏区腹地盘踞数年、屡剿不灭，固然有他利用地形、善于钻营的一面，但更关键的是立场问题。他一贯站在地主豪绅和国民党一边，自觉与工农群众为敌，这条路一旦走定，就注定只能与革命阵营背道而行。

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踏上长征之路。第二年，失去红军主力威胁之后，黄镇中匪部从山中窜出，很快被国民党当局收编为江西省保安第三十团，成为其一支正规地方部队。

五

被收编之后，黄镇中手里的武装立刻被赋予了新的任务——替国民党当局“清算”苏区遗留力量。根据资料记载，他率领地主“还乡团”杀入宁都，对曾经支持苏维埃政权的干部和群众进行报复。时任中共宁都县委书记肖瑞祥、宁都苏维埃主席刘维周、政治保卫局特派员陈崇神、民政干部刘启明等共产党员和革命干部被捕后相继遇害，被屠杀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人数高达数万。有材料提到，遭殃者多达八万余人，这个数字即使按战乱年代的记录误差来看，也足见杀戮的惨烈程度。

从这以后，黄镇中在宁都一带的势力不断扩充，人数从原先的一股地方武装，逐步扩编到六千人左右。抗战全面爆发前夕，他的武装被国民党政府正式授予“独立第三十三旅”番号，名义上跻身成旅级部队指挥官。

抗战时期，他的表现更显复杂。一方面，他挂着抗日的名义；另一方面，却多次把矛头对准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最典型的一次，就是1938年发生在瑞金的那桩严重事件。

1938年1月15日，时任闽粤赣省委军事部长、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的谭震林，按照省委指示赴中共中央东南分局汇报工作，途径瑞金时，意外遭到黄镇中部下突然袭击。黄部事先得知有中共高级干部将要经过瑞金，立即抽调一个营埋伏，利用地形设伏，趁对方不备发动突袭。谭震林以及瑞金当地党组织的一批负责干部，未能成功突围，一并被黄镇中扣押。

不仅如此，当时路过瑞金、准备赴新四军报到的一些干部战士，也被连带扣留。对于正在推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共产党来说，这无疑是一记闷棍。事件发生后，中共中央东南分局、新四军方面迅速向国民党当局发出严正电报，指出此举严重破坏合作抗日。

迫于舆论压力和国民党高层的调处，黄镇中不得不在一段时间后陆续释放被扣人员。表面上看，他做了“让步”，事情得以收场。但这起“瑞金事件”留下的影响却很难消除——在敌后抗日的大局下，黄镇中仍然一再挑起与新四军的摩擦，截留运往新四军的弹药、粮饷，甚至在局部地区直接杀害我党干部和战士。

更有讽刺意味的是，有时候日军进攻他控制的地盘，新四军出于抗战大局考虑，曾对其给予支援，但他依旧故我，稍有机会就转过头来对付共产党人。这样的立场反复，说明他心里真正看重的，从来不是抗战，只是自己的那一亩三分地。

六

抗战结束后，全国局势迅速发生变化。很多地方军阀、杂牌部队纷纷打着“改编”“接受”的旗号寻找出路，黄镇中也按上级安排“解甲归田”。不过，他嘴上说退居乡里，身体却很诚实——在宁都一带，他继续依托长期囤积的军用物资，维持一支颇有规模的武装力量，在地方割据自立。

那个时期的江西，局势极其复杂。国民党表面上是省政府、保安团、正规军三条线一起维持统治，暗地里又大量依靠地方乡丁、土匪、民团来控制基层。黄镇中既有正规番号，又像一方山头上的“土皇帝”，在宁都周边乃至更大范围内，都有不小影响力。

到了1949年，解放战争已进入尾声。1月，北平和平解放；4月，渡江战役打响，国民党政权全面崩溃成为趋势。3月，为了应对解放军即将南下的压力，国民党当局急于在江西稳住局势，开始大规模收编各地土匪恶霸武装。黄镇中自然再次进入视线，被任命为“江西豫章山区绥靖司令部”中将司令官，名义上统辖宁都、广昌等十四个县的“治安”。

这段时间，他的真实想法颇值得玩味。一方面，他清楚国民党已是大势已去，很难翻身；另一方面，他又坚信外力会介入，尤其幻想美国不会坐视局势变化。他对部下放话说：“解放军再厉害，也不过一时。等美国人出手，就有转机。”这类判断，自然脱离实际，却在当时一些顽固势力中颇有市场。

基于这种心理，他宁愿赌一把“未来时机”，也不肯立刻放下武装。解放军进军江西后，他退到翠微峰一带经营防御，把多年来积攒的粮食、油料、棉花、布匹、药品等物资全部运入山中，企图凭借山高林密和充足物资长期据守，自以为“就算解放军来攻，短时间内也奈何不了我”。

七

翠微峰的位置很微妙，山峦重叠，易守难攻，加上黄镇中苦心经营多年，几乎成了一个独立的小堡垒。他为了牢牢绑住山下乡民，还颁布了一套令人发指的“十大杀戒”：

“协助解放军者杀，欢迎解放军者杀，送东西给解放军者杀，不疏散者杀，不上寨者杀，官吏投降解放军者杀，自卫队闻风逃匿者杀，一人投降杀一人，全家投降杀全家，全村投降杀全村。”

这十条话虽粗暴，却把他的心态暴露得一清二楚——靠极端残酷的手段，把所有人绑在自己的战车上。他非常清楚，只要山下百姓与解放军保持联系，翠微峰的“铁桶”就迟早被凿出缺口。

1949年8月28日，48军144师432团解放宁都，接管县城后，很快从地方干部和群众口中得到一个共同信息：黄镇中已率部撤往翠微峰，企图负隅顽抗。情报汇总后，军长贺晋年随即下达命令，指示432团兵分两路，向翠微峰发起进攻。

开战初期，部队吃了不少苦头。虽说解放军的装备已非当年红军可比，但在高山密林中，轻重火器难以发挥优势，而黄镇中对地形了如指掌，提前修筑暗堡、交通壕，布下交叉火力，几轮试探性进攻下来，部队发现这座山头远比一般土匪窝子难啃得多。

不过，多次交战也不是毫无收获。部队通过冲锋、佯攻和侦察，逐渐摸清了翠微峰的防御布置，掌握各个火力点、交通通道的大致位置。贺晋年根据前线报告，调整战术，准备集中优势兵力和火力，一举解决这个多年遗留的心腹之患。

为此，他调来兄弟部队143师428团，与432团协同作战，同时给前线拨付三个山炮连和四个迫击炮连。对付山地堡垒，这样的重火力配置，无疑是给了前线官兵一把趁手的“锤子”。

八

重炮一到前线，战局的节奏很快发生变化。部队不再一味硬拼冲锋，而是先由炮兵对重点目标实施火力压制，再组织步兵分段突破。山顶和山腰的一些关键暗堡，在持续炮击下被炸塌，原本密集的交叉火力被打断，防御体系出现裂缝。

翠微峰之战持续近一个月，双方都承受了不小的消耗。对于山上的守匪来说，心理压力甚至比物资压力更大。外线国民党县城相继解放，赣南局势一天天明朗，他们眼看所谓“等待美国援助”的幻想迟迟不见影，只剩四面楚歌的现实。山下有群众呼喊“早降早好”，山上却还在严刑威吓，局势越拖越僵。

战斗进入后期，解放军抓住几个突破口，逐步逼近黄镇中设在山上的核心指挥所。到1949年9月23日，翠微峰的外围阵地基本被攻陷，山顶已无险可守。黄镇中明白，外援无望，内部也摇晃，形势已成绝境。经过一番犹豫，他最终选择举手投降，结束了自己几十年起起落落的武装生涯。

值得一提的是，他的投降，并没有换来什么“立功赎罪”的机会。纵观他整个行事轨迹，从混入红军到叛逃反戈，从带领“还乡团”血洗苏区，到抗战时不断破坏抗日统一战线，再到解放战争末期残酷施行“十大杀戒”，罪行一条条摆着，已经远远超出一般意义上的“误入歧途”。

九

黄镇中被押解下山后，宁都专署开始着手清查他的全部案卷。地方干群纷纷提供证言，不少当年被“还乡团”迫害的家庭，拿出了当年留下的凭据。有老百姓在指认现场时说：“这人从来没把我们当人看。”一句话，带着多年积压的愤懑。

1950年1月26日，宁都专署法院在当地体育场召开万人公审大会，审理黄镇中等人的案件。那时新中国刚成立不久，全国各地都在清算长期压在群众头上的反动势力，类似的公审大会并不少见。但宁都这一次，现场气氛格外凝重。一方面是因为案件牵连人数众多，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许多与中央苏区时期有关的旧案都牵扯其中。

庭审过程中，检方列举了他长期盘踞赣南期间的主要罪行：参与镇压苏区群众，迫害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组织“还乡团”大规模屠杀，抗战时期多次阻挠与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解放战争末期制造“十大杀戒”，大肆残害无辜军民等等。每一条都不是简单的一纸材料，而是背后一个个具体生命和家庭。

面对指控，黄镇中时而强辩，时而沉默。他在法庭上也提到自己“投降”的情况，似乎想以此换取宽大处理。但在大量事实面前，这点诉求显得十分苍白。宁都专署法院综合其一贯表现和所犯罪行，认定其“罪大恶极，民愤极深，已无改恶从善可能”，依法判处死刑。

判决宣读后，围观群众情绪复杂，有人热烈鼓掌，也有人久久无语。对许多亲历过中央苏区兴起、白色恐怖和解放战争的人来说，这个名字意味着太多往事。有人悄声对身边人说：“这笔账，今天总算有个结果。”

从1920年代投身军旅，到1950年被押上刑场，黄镇中走了二十多年弯路，始终把自己捆在地主和国民党势力一边，终究与时代潮流越来越远。毛泽东在1932年提到“选干部，忠实是首先的条件”，讲的是用人之道；而他在1949年特意询问“那个混入红军的匪首”，要抓的其实不仅是一个人，更是对那段血与火历史的清算。

这件事过去多年再看，会发现有一个细节格外耐人寻味：1949年的前线战报里，瑞金、宁都、赣州一个个地名被划到新政权版图内。而夹在这些地名之间的翠微峰，不仅是一座山，更像是旧时代残余势力负隅顽抗的象征。黄镇中从山上下来，公审大会一锤定音，这座象征随之被清理出历史舞台。

那之后，赣南山间仍然有零散土匪被清剿，地方秩序也经历了一个调整过程。但从整体格局来说，中央苏区曾经留下的血债，终于开始在新政权的法治架构下，一件件得到处理。这些案件看似只是地方公审，却在某种程度上划出了一个很明确的界线：谁站在人民一边，谁站在人民的对立面，结局各不相同。对当年参与过苏区斗争的人来说，这一点并不难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