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为什么我的儿子被遗弃街头等死？

Why Is My Son Being Left to Die on the Streets?

我和丈夫在亚伯拉罕蹒跚学步时收养了他，相信能给他美好的生活。

我们叫他阿比，他是个聪明好奇的孩子，后来成长为善良受欢迎的少年，作为优等生获得了密歇根大学的奖学金。然而在高中最后一年，他开始做出我们无法理解的行为。

阿比从墙上撕下家庭照片，在他所谓的"死亡仪式"中将其烧毁。他宣称自己是上帝的使者。他偷开家里的车。当时我们另外两个孩子也住在家中，全家人每天醒来都胆战心惊，不知夜里家中又会发生了什么。

阿比被诊断出精神分裂症，但正如常见的情况，他无法意识到自己患病。无论是精神治疗，甚至警方介入，都无法说服他接受帮助。

随后他年满18岁。在法律眼中他已成年，而我们的影响力也就此终结。

如今三年过去，阿比辗转于停车场和收容所之间，在人行道上乞讨零钱。他不愿回家，甚至不愿顺路来取食物或药品。

每隔几个月，他就会比平时更加失控，然后被送进医院。

医生会给他注射足够的药物，让他暂时平静下来，然后给他贴上"稳定"和"不会对自己或他人造成伤害"的标签，再把他送回街头。

在那里，他暴露在严酷的冬夜中，没有任何支持——有时甚至没有鞋子或外套。

这不是匿名的城市无家可归现象。这是地方性的、关系性的，在他儿时的朋友、以前的老师和足球教练的众目睽睽之下上演。他们和我们一样，也不知道该如何帮助他。

在绝望的至暗时刻，我甚至希望他得的是癌症。

我知道这听起来很疯狂，而且确实如此。作为一名心理治疗师，我每天都会与那些孩子面临疾病、痛苦和死亡的家庭坐在一起。我失去了我美丽的7岁侄女，她死于脑干肿瘤。

我理解癌症诊断的分量，实际上我不会希望任何人患上癌症，当然不会希望我的孩子患上。但我见过人们对癌症的反应：紧迫、同情和努力。

当有人患上癌症时，总有人可以求助，总有人真心实意地试图提供帮助。当我认识的一位女士的女儿完成治疗时，医院工作人员聚在一起，看着她敲响了他们为这种场合准备的钟，所有人都爆发出掌声。

没有钟声为那些在街头流浪、未受治疗、无家可归且极度脆弱的心理疾病患者敲响，以纪念他们又熬过了一个残酷的季节。

自2024年1月1日以来，阿比至少去过20次医院急诊室。有时我们及时得知消息，便硬起心肠去看他。

我们知道他会被用药，甚至可能恢复清醒，但我们也知道他很快就会被送出院——带着他无法配齐的处方、无法安排的预约和无法遵循的指示——然后我们又会失去他。

去年11月最后一次探望时，他表达了困惑："我很难，"他说，那个我们曾经认识的甜美、天真的孩子透过疾病短暂地闪现出来。"我不知道该去哪里，我没有办法去药房，我甚至没有钱包。"

当我质疑最新指派来处理我们事务的社会工作者关于他不安全的出院计划时，我得到的只是一个不屑的耸肩："女士，我理解你的感受，但我们无能为力。"

"你知道我的感受吗？"我喊道，尽管我已经为这次可预见的交流做好了心理准备。"你有一个患有精神疾病、无家可归的儿子睡在停车场吗？他无法维持自己的生命，因为除非他表现出暴力行为或濒临死亡，否则没有人会干预。"

健康保险流通与责任法案（HIPAA）规定制造了一个残酷的悖论。

1996年颁布的健康保险流通与责任法案 (HIPAA) 是一项美国联邦法律，制定了保护敏感患者健康信息免遭未经授权披露的国家标准。它要求所涵盖的实体（例如医疗保健提供者、健康计划及其业务伙伴）确保受保护的健康信息。

尽管我们一再恳求，说明疾病已使儿子无法自理，医生们却对我们置之不理。医院管理人员对我们请求长期治疗的紧急邮件和电话也视若无睹。这一切都以保护阿比隐私的名义进行。

在我们这片绿树成荫、中上层阶级聚居的郊区，法庭记录着诸如违法侵入或猥亵等违法行为，并发出传票，但这些传票来了又去，无人理会。

最近，我们恳求警察介入阿比的事，甚至逮捕他。一位中尉回应道：“请通过镇检察官办公室转达任何进一步的询问、沟通等。”我对官僚主义的推诿很熟悉，但这是一种基本人性的缺失。

天使确实会出现，通常是那些最无权无势的人。

移民店主会给我们儿子食物或衣物。他们常常对这个国家对待精神疾病如此糟糕表示震惊。他们告诉我把他送回埃塞俄比亚，我们在那里收养了他，因为他在那里会得到更好的支持。

讽刺令人难以承受。我们收养儿子时，相信美国能保障他的安全。

然而，我们的体系却一再将他置于危险之中，因为从技术层面、在纸面上，他拥有权利：这些权利无法为他赢得关怀，这些权利无法保护他，这些权利阻止专业人士进行干预。

正如一位精神科医生直言不讳所说，我儿子可能会"带着他的权利死去"。

我们无需回到过去那种庞大且充满虐待的精神病院时代，但法律在个人自主权方面走得太远，以至于“不伤害”这一理念几乎消失殆尽。

如果有人病得如此严重，显然无法照顾自己，那么他应该有可能被强制收治。而一旦被收治，他应该能够获得真正的护理，而不是被一个奖励短期稳定而非全面长期治疗的保险体系推出门外。被遗弃在街头等死，绝非自由。

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渴望终结这种恶性循环。我希望精神分裂症能像其他危及生命的疾病一样，得到同等紧急、严肃且持续的治疗。

我渴望医生们能坚定且被赋予权力，去追求真正的关怀。我渴望社会工作者能超越既定脚本，真诚投入。我渴望警察不再冷漠耸肩。

我渴望法官能理解，向一个无法掌控自己生活的人发出传票是多么徒劳。最后，我渴望医院的出院计划能真正助人向上，而非仅仅将他们推出门外。

我希望我儿子的生命能被当作值得拯救的生命来对待。

刊载：纽约时报

作者：玛德琳·蒂尔

https://www.nytimes.com/2026/01/28/opinion/family-mental-health-homeless-schizophrenia.html

编译：24时观象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