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规模商代聚落！浙江发现

2026年1月10日，由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主办的“绍兴市木栅桥遗址考古发掘成果现场论证会”在绍兴市柯桥区召开。来自南京大学、云南大学、武汉大学、浙大城市学院、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柯桥区文物局、柯桥区博物馆、越城区文物保护管理所的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

10日上午，与会专家参观了木栅桥遗址考古发掘现场，并观摩了遗址出土的各类标本。

图1 专家参观木栅桥遗址发掘现场

下午召开现场论证会。会议由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罗汝鹏主持，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李晖达代表主办方致欢迎辞，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冯向源代表考古队汇报了木栅桥遗址2024-2025年度的考古发掘工作。遗址分为南北两区，北区是绍兴地区首次大规模揭露的商代聚落，推测为整个聚落中功能独立的公共区，其中发现了规律清晰的干栏式建筑群以及类型丰富的各类遗物，对于研究区域考古学文化、聚落形态、建筑方式以及生业模式等问题具有填补空白的重要意义；南区发现了大面积的春秋战国时期聚落遗存，该区域所见建筑虽数量较少，但排列有序，且发现了形制特殊的沟渠遗迹，同时，在上述遗迹之上发现了春秋战国时期疑似水稻田的地层堆积，展现了丰富的聚落内涵，是春战时期越国国都范围内又一处新颖的聚落考古材料。

图2 发掘区航拍照（南-北）

图3 遗址北区发现的柱洞群（南-北）

汇报结束后，会议进入专家发言环节。

图4 论证会会议现场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王明达回顾了浙江考古老一辈学者在绍兴地区先秦考古的工作经历，充分肯定了木栅桥遗址的重要性。绍兴地区相当于中原地区商时期的遗存较为少见，在跳出中原中心论、强调文化多元性的背景下，应努力去寻找马桥文化等与百越族群之间的关系。一直以来，史前考古、越国考古和瓷窑址考古都被本省学者视为浙江考古的重要研究课题，但越国考古由于历史原因，其研究相对而言颇显薄弱，随着近年来越国考古成果的突破性进展，同时考虑到绍兴作为越国中心区域，有必要统一协调、加强合作，集中力量开展大型课题研究。鉴于遗址资料充足、器物丰富，应及时将发掘成果转化，出版考古报告，并建议今后多召开类似的小型现场研讨会，加强业内同仁的工作交流。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陈元甫指出现在的考古发掘是一个边发掘边研究的过程，这既得益于现有的成熟条件，也和发掘者的理念有关，这在过去是难以实现的。同时指出南、北两区的年代还可以继续探讨，其中北区的年代可能稍早一些。要辨明柱洞与柱坑间的关系，记录时应包含二者尺寸。最后提出两点建议：1.需要把握南区的G28往东北方向延伸的走向；2.北区发现的商时期建筑群在绍兴乃至浙江都较为少见，对于研究这一时期的建筑形式、聚落结构意义重大，必要时可以打掉所有隔梁甚至关键柱，以便揭露柱洞群的全貌。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王海明认为要想通过遗址中发现的大量柱洞复原出一个个完整单元，难度极大，营建建筑总有特定时期的特定方法，这种木构建筑存在反复建、填、拆的过程，实际情况非常复杂，从考古研究的角度出发，认真地细化柱洞/柱坑的类型分化，在此基础上研究建筑结构，是有益的尝试。目前仅发现商周时期的居址，没有找到对应的墓葬区，无法完整呈现当时的文化面貌，在排除墓葬形态全为土墩墓的情况下，需要思考“古人死后埋葬何处”的问题。他指出“台” 总有特定的形态和范围，而木栅桥遗址所处的是宁绍平原和会稽山脉间地势较高的地方，古人利用这个地方建造聚落，应叫“黄土堆积”，整个宁绍平原都有这种堆积，只是厚薄不同，土的来源也不太一样，应加强环境变迁方面的研究。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田正标认为以往在绍兴地区多关注东周时期的遗址，这次发现的纯粹的商时期遗存较为少见，填补了绍兴地区商时期聚落的空白。从聚落布局来看，现在的发掘区域更应该是聚落的公共区域，柱洞多而灰坑少，生活区域还要继续去寻找。另外，从区域文化比较来看，木栅桥遗址和环太湖地区、宁绍地区都有一定的差别，可能属于不同的文化分区，需要进一步做对比研究。他指出，所谓的“黄土台”在绍兴地区很常见，“台”代表了人工营建的一种行为，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可以通过土壤微形态分析和解剖黄土结构观察是否存在营建的迹象。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徐新民提出三点建议：1、要从南、北两区的对接情况、黄土堆积的关联性以及两者的高差来全面了解遗址的整体环境和历时性变迁；2、G28非常独特，其和附近的柱洞群间的关系值得探究，沟内阶梯状的隔断可能是一种储水结构，性质还需要进一步讨论；3、北区出土的大量石器包含毛坯和半成品，需要花时间去拼对，如果能拼对一部分，可佐证这里存在石器加工的场地，反之，“就近加工”的说法就值得商榷。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馆员闫凯凯指出，可以通过土壤微形态分析来区分各类堆积属于人为堆垫或自然淤积。部分遗迹的年代（如H17）包含广富林文化因素，如带凹窝的侧装鼎足以及领下部有凹弦纹的鼎、甗残片。北区柱洞群构成的建筑基址需要结合每个柱洞的结构特点、土质尤其是填土情况进行详细梳理。另外，遗址北区出土的锥状足较多，而凹弧足和舌状足少见，三足盘也有少量发现，可进一步开展对比研究。最后他提出两点建议：1、后续可开展专项调查，从时空维度厘清绍兴地区的聚落序列与变迁；2、在环境研究方面，还可围绕聚落水环境、绍兴北部海滩变迁与聚落发展的关联展开研究，这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馆员张森将木栅桥遗址与浙西地区同时期遗址对比，认为两者的整体文化面貌和时代演变趋势较为一致，但局部风格差异明显，意味着百越文化区内可能存在小的文化分区。他建议通过环境、遗迹分区及内部布局，厘清各阶段的遗址全貌及配套设施，进而明确遗址功能与区域地位，同时扩大区域系统调查范围，探寻周边配套的古环境遗存、墓葬等，为后续工作指明方向。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商周考古室主任、副研究馆员游晓蕾强调了遗址北区建筑基址的重要性，其与小古城、毘山遗址的高台建筑不同，是建于稍高于地面的建筑类型，属于同期不同类型的建筑遗迹，且规模较大，应存在等级区别，是重要的新材料。她结合自身在龙游的发掘经历认为，绍兴与浙西两地应有一定联系，只是以往发现的遗址点和遗物较少，今后应注意两地间遗存的异同。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付梦寒博士参与了遗址的陶瓷器科技考古分析工作，主要聚焦于化学成分分析，并介绍了初步研究成果，认为在生产方式上，对比不同类型的陶瓷器发现，瓷器生产更具有专门化、专业化倾向，不同器型的原料选择和塑形工艺存在不同生产批次，并表示后续与已发表的其他遗址出土的陶瓷器化学成分进行对比研究。

浙大城市学院艺术与考古学院薛理平博士后参与了遗址出土石器的研究工作，他认为石器研究的目的是解决考古学问题，而非单纯研究石器本身，对于H17出土的石片废弃堆积，将采用旧石器考古的揭取方法，仔细揭取并记录，探寻其废弃过程，以便后续拼合。后续将重点围绕三个问题展开研究：一是石料问题，尤其是石锛原料，初步判断以硅质岩为主，与良渚文化及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的石锛原料一脉相承，结合出土数量推测，原料可能来源于遗址周边，计划沿娄宫江、木栅河上游开展调查及岩性分析，探寻原料来源；二是技术工艺问题，重点研究石锛的生产工艺；三是使用功能问题，将通过微痕和残留物分析开展研究。

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陈果教授结合云南晋宁古城村遗址的发掘情况，对木栅桥遗址提出四点认识：1、遗址南区可能是大型仓储区，柱洞群应是成组排列规整的大型粮仓，这也可解释水稻植硅体丰富却无稻田遗迹的矛盾；2、需要对遗址进行文化属性的判定；3、遗址出土木材数量众多，结合石料来源的研究，木材的树种与来源将为遗址的研究提供重要补充；4、G28及其附属设施可能与运输功能有关，这与当时的环境密切相关。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赵东升教授首先回顾了浙江尤其是绍兴地区商周时期的考古发现以及前辈学者的研究，指出绍兴作为越国的中心，必须厘清本地的文化内涵，才能为周边区域的研究提供关键线索。具体到木栅桥遗址，他提出三点建议：1、要坚持聚落考古的理念，遗址的规模、遗迹之间的相互关系，必须置于大的区域背景下进行考察，才能得出更准确的结论。两河交汇的三角地带，往往是古人居住、活动的核心区域，值得深入探索，因此，需进一步扩大勘探范围，对周边区域进行系统调查；2、G28的性质问题应开展专门研究；3、遗址信息系统的使用为“一张图”的信息化管理提供了便利，这必须建立在单个遗址研究透彻的基础上，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需要扩大遗址发掘范围，尤其是对路东等关键区域进行精细化发掘。随后，他提出遗址出土的带孔陶器、石器等器物与宁镇地区同时期遗存相似，为探讨商文化的传播提供了重要线索，在强调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格局下，应联系中原王朝的经略进行思考，总体来看，从杭嘉湖到宁绍平原应存在一个大的文化区，而后者与商王朝的联系相对薄弱。最后，他以越王勾践自称“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为引，希望在绍兴地区能够找到相当于夏代的遗存，从而为马桥文化的形成、传播提供新的视角。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水涛教授作会议总结。他肯定了遗址的发掘成果及上述专家学者的意见，认为绍兴地区的考古前置工作走在前列，配合基本建设的考古工作量大，木栅桥遗址大规模的发掘工作，离不开省考古所、云南大学师生以及绍兴市政府与文博机构的共同努力。随后他提出遗址还存在一些问题：1、遗址的地理位置图需要做完整、清晰，这对于理解遗址的选址有很大的帮助；2、G28及其附属设施的性质和走向目前还不是很明确，需要做进一步工作；3、判定水稻田不能仅依据植硅体的含量，还需要有考古迹象如田埂等佐证，由于发掘区域的限制，对于东周时期水稻田的判断不能简单定论；4、南、北两区的大地层仅靠中部的探沟并不能贯通，在地层贯通的基础上还应做一个解剖沟，这是解决“黄土台”是生土高台还是人工堆土台的关键。最后，他指出在文化性质和遗存性质上，应多和周边遗址做对比分析，形成自身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