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为何打不散？因为两千年前，有人给这个民族换了一副骨架

文｜老达子

本文共3723字，阅读时长大约6分钟

前言

“秦王……怀贪鄙之心……以暴虐为天下始。”——贾谊《过秦论》（收录于《史记·秦始皇本纪》太史公曰）
“汉兴，接秦之弊，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汉书·食货志》

每次读历史，读到王朝末世时，总少不了一声喟叹。

1945年7月，黄炎培先生在延安窑洞中，向毛泽东提出了那个震耳欲聋的兴亡之问。在黄炎培随后出版的《延安归来》一书中，他将其称为“历史周期率”。

请注意，黄老先生当时用的是频率的“率”，而不是后来我们常说的法律的“律”。这一字之差，道尽了中国历史的残酷真相：在过去两千年里，王朝的更替不是一种平稳的规律，而是一种高频的、惨烈的震荡。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

然而，如果我们把视野从黄河长江拉升至全球通史的经纬度，会发现一个令人悚然的反直觉真相：

这种让国人痛苦的周期率，其实是华夏文明独有的不死特权。

你看罗马帝国，倒下之后便是粉碎性骨折，尸体化作了今天的英、法、德、意，再无复原的可能，欧洲从此碎片化，加上奥斯曼土耳其，崩解之后中东至今是一锅乱粥，教派林立。

唯独中国，每次倒下都只是休克，一旦苏醒，依然是一个体量庞大、车同轨书同文的整体。我们仿佛拥有一种无限重启的存档机制。

这并不是天眷华夏，而是人谋的结果。

因为在历史的关键节点上，有三位被后世反复咀嚼、误解甚至谩骂的帝王，联手打造了一套名为“大一统”的底层操作系统。

这三人，分别从三个维度，给这个民族植入了一块无论遭遇何种外力重击、都无法被彻底粉碎的硬骨头，今天老达子就来跟大家聊聊这三位有建设性意义的关键人物～

嬴政与郡县的雷霆

公元前221年，秦军刚刚扫平了六国，但帝国面临着一个足以决定往后两千年命运的抉择。

廷辩的焦点只有一个：这刚刚打下的江山，究竟该怎么管？

丞相王绾代表的是经验主义，他忧心忡忡地上奏：“诸侯初破，燕、齐、荆地远，不为置王，无以镇之。”

王绾的话在当时是绝对的政治正确，周朝八百年江山，靠的就是分封。燕国、齐国、楚国离咸阳几千里地，没有高铁没有电话，如果不派个皇子去当王，怎么镇得住？

但嬴政那双鹰一样的眼睛，看向了廷尉李斯。

李斯不仅是个法家，更是个极其冷酷的现实主义者。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周文王、周武王分封了那么多同姓子弟，结果呢？”血缘疏远后，“相攻击如仇雠，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

所谓的宗法温情，在权力面前一文不值。

嬴政拍板了，他在《史记·秦始皇本纪》里，留下了那句彻底终结贵族时代的判词：

“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赖宗庙，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而求其宁息，岂不难哉！”

这就是秦始皇的逻辑，天下之所以打仗，就是因为有“王”。为了求得安宁，普天之下，不能再有第二个权力中心。

于是，秦始皇干了一件极度违反当时人类直觉的事：废分封，行郡县。

这是一个极其恐怖的决断，这意味着皇帝要独自对抗全天下延续了千年的贵族传统。

在郡县制下，地方官不再是裂土封疆、世袭罔替的诸侯，而是随时可以被调动、罢免的吏。权力的毛细血管，第一次越过层层叠叠的贵族屏障，直接插到了帝国的最基层。

这是一次彻底的物理格式化。

为了配合这套系统，秦始皇搞了书同文，读史的人往往容易忽略书同文背后的冷酷。它不仅仅是统一了小篆这个字体，更是统一了官方行政语言（雅言）。

从此，无论你是楚国的巫师，还是燕国的游侠，要想进入帝国的体制内分一杯羹，就必须使用同一种逻辑符号，遵循同一种行政律令。

这块骨头太硬了，硬到秦朝自己都因为缺乏缓冲而被崩断。秦虽二世而亡，但嬴政留下的这套系统，却成了后世所有野心家挥之不去的“梦魇”或者说“标配”。

项羽试图搞历史倒车，分封十八路诸侯，结果天下瞬间大乱。这一刻，所有人才意识到嬴政的毒辣之处：

一旦尝过了统一带来的和平红利（哪怕是高压下的和平），没人再愿意回到诸侯混战的丛林法则。

刘邦建立汉朝后，虽然为了妥协搞了郡国并行，但骨子里依然延续了秦的逻辑。正如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所言：“秦以私天下之心而遂以此成公天下之业。”

嬴政用万世骂名，给中国打造了一副散不了架的物理骨骼。

刘彻的两把刀

秦朝亡在硬度太高了，太缺乏韧性了。

这套中央集权的机器运转起来摩擦力太大，稍微过热就爆炸。到了汉武帝刘彻这一代，他面临的问题比秦始皇更棘手：

物理上统一了，但人心还是散的。诸侯王依然在做大，吴楚七国之乱虽然被平定，但诸侯王“连城数十，地方千里”，依然是帝国身上割不掉的毒瘤。

而且，经过汉初六七十年的修生养息，地方豪强兼并剧烈，老百姓脑子里想的依然是黄老之学的“无为而治”，甚至是怀念战国旧俗。

刘彻敏锐地意识到，光有骨架不行，还得有筋膜把肉连起来，他祭出了两把刀。

第一把刀，叫推恩令，这是中国政治史上最高明的阳谋。

《汉书·诸侯王表》里记载了这一策略的毒辣之处。主父偃建议：以前诸侯王的封地只能传给嫡长子，其他儿子什么都没有。现在陛下恩德浩荡，允许诸侯王把封地分给所有的儿子，让他们都封侯。

这招太狠了。

对于诸侯王的庶子们来说，这是千载难逢的翻身机会，谁敢反对？谁反对就是阻挡兄弟们的前程。

对于老诸侯王来说，这是钝刀子割肉。你明知道这是中央在削弱你，但你面对的是自己亲生儿子的渴望，是家庭伦理的绑架。

原本是一个拳头的齐国，推恩之后被拆成了七个小侯国，原本能和长安叫板的淮南国，瞬间变成了碎肉。

刘彻没费一兵一卒，就把秦始皇没解决干净的诸侯问题，彻底消化在了血缘伦理之中。

第二把刀，叫独尊儒术。

现代人很容易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简单理解为思想钳制。其实在当时，刘彻的算盘要精明得多，他要构建一种政治共识。

董仲舒在《天人三策》里，极其聪明地把大一统上升到了天道的高度：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

在汉武帝的操作下，儒家学说不再仅仅是孔孟的道德说教，而成了一种身份认证。

你想当官吗？学儒。你想获得社会声望吗？学儒。你想骂皇帝吗？你也得用儒家的微言大义来骂。

当全天下的精英都开始用同一套价值观（忠君爱国、大一统）来思考问题，用同一种话语体系来交流时，分裂的土壤就被铲除了。

哪怕后来东汉末年军阀混战，曹操、刘备、孙权这些人，脑子里想的从来不是“裂土封王、各自过日子”，而是“我也要当皇帝，我也要统一”。

杨坚“罢中正”的破局

如果说秦皇汉武解决了国家形态和意识形态的问题，那么到了魏晋南北朝，中国又遇到了一个致命的癌变：门阀世族。

自曹丕实行九品中正制以来，中国进入了贵族政治时代。

“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 国家成了几百个大家族的私产。琅琊王氏、陈郡谢氏、清河崔氏……这些家族的势力甚至比皇权还大，流水的皇帝，铁打的门阀。

这种阶层固化导致了长达三百年的大分裂。因为对于世族来说，国家分裂无所谓，只要家族利益不受损就行。

这时候，隋文帝杨坚登场了。

很多通俗历史书喜欢说杨坚“建立科举”。严谨地从史料来看，杨坚做的是更有杀伤力、更为关键的一步：废除中正官的定品权。

据《隋书·高祖纪》记载，开皇七年（公元587年），“制诸州岁贡三人”。

这简短得不能再简短的一句话，却是砍向门阀大动脉的关键一刀。

在此之前，一个人能不能当官，能当几品官，是地方上的“中正官”（通常由当地世族担任）说了算。

在此之后，杨坚规定：选官的权力收归中央。 无论你出身哪里，必须由州里选拔推荐，送到中央去考，考上了才能做官。

这一刀，彻底打断了世家大族对权力的垄断。

虽然成熟的进士科要到隋炀帝时期才完全确立，唐太宗时期才完备，但杨坚在开皇七年的这个动作，是开天辟地的。

这根循环血脉一旦打通，整个国家就活了：

1. 消灭了中间商，以前士人效忠的是提拔他的“恩主”和家族，现在直接效忠皇帝（天子门生）。
2. 提供了泄压阀，底层的不满情绪，可以通过考试来改变命运，而不是非要通过造反。
3. 保证了文明的备份，每一个朝代建立，都能迅速通过科举吸纳全社会最聪明的大脑。

唐太宗后来看着新科进士鱼贯而入，得意地笑道：“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

这并非一句狂言。正是因为有了这套选官制度，哪怕后来朝代崩塌，读书人（士大夫阶层）依然保存着治理国家的能力和重修庙堂的理想。

他们就像是文明的种子，只要战乱一停，马上就能就地生根，重建大一统。

老达子说

回过头来看，为什么中国会有历史周期率？

某种意义上，这正是因为我们拥有这套“秦皮、汉肉、隋血脉”的超稳定结构。

这套结构太完美、太强大，以至于当一个王朝因为土地兼并（经济问题）导致系统卡顿，最终通过休克疗法（改朝换代）倒下后，所有活下来的人，无论是手握重兵的军阀，还是耕读传家的文臣，甚至是田间地头的百姓，他们唯一的念头就是：

“重启系统”。

从来没有人想过要“更换系统”。

欧洲人在罗马倒下后，因为没有这块骨头，他们换了封建采邑制，换了城邦制，换了民族国家制……他们不停地换系统，所以他们没有周期率，但他们也没有了统一，只能在破碎的版图上各自为政。

而我们，因为这三位狠人留下的硬骨头，在两千年的时光里，虽然不得不忍受一次次痛苦的蜕皮重生，却始终保住了文明的肉身不灭。

这块骨头，名为大一统。

它让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在最黑暗的乱世里，依然笃信“分久必合”的必然，它让我们在遭遇五胡乱华、蒙元铁骑乃至近代列强的外力重击时，始终拥有一种极恐怖的修复能力和文化同化能力。

所谓的历史周期率，不是诅咒。

它是中华文明为了“永生”，所支付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