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出生在明代的军户或匠户家庭，怎么才能“逆袭”？

从理论上讲是“不可能”的。

如果你生在明代的一个军户或匠户家庭，你将面临至少“世袭的劳役、社会的歧视、无经济基础、人身被束缚”四大枷锁，军户世代当兵，父死子继；匠户世代做工，役期无穷。

想摆脱？

明朝律法不允许。

但历史的有趣之处在于，再严密的制度，也有人能冒出来，在裂缝中寻找些许光，甚至在其中游刃有余。

所以，现实操作中，又至少又有三条“通道”，能让少数人，实现命运的逆袭，但大部分人，还是劳碌一生。

通道一：科举

这是比较“正统”的道路，被制度认可，但是条相当艰难的路。

明朝有“户役不得妨碍科举”的政策，这就开了个口子，有些家庭，可以集全家之力，供一个聪明的子弟读书，从而以个人的逆袭带动家族的逆袭。

明代中后期，许多军户、匠户子弟通过科举成为生员、举人甚至进士。一旦取得功名，就能获得免役特权，并开始保护、反哺家族。

科举虽然是正途，但操作起来，也有极大的困难，首先是科举录取率低，不是谁都能有这份聪明劲的，再者，这需要家族有“舍一保一”的决心，全家节衣缩食，甚至其他兄弟承担更重的劳役，来供一人脱产读书，而一些偏远卫所或匠户区，又往往缺乏好的塾师，教育资源匮乏，很难破土而出，而且，即使考中，初期官职低微时，也难以立刻解除全家族的役籍。

但即便很难，也极少数人，可以“逆袭”，比如，明朝著名的张居正、李东阳、夏言、谭纶等，据史料记载，都是军户出身；像严嵩、赵贞吉等，据说都是匠户出身。

当然，这里面存在幸存者偏差，因为他们成功了，所以被我们看到了，更多人，还是炮灰型的。

通道二：用钱“砸”

当直接脱离户籍无望时，用钱来“砸开”一条路，也是可行的策略。将人身役转化为银钱支付，用经济优势对冲身份劣势。

具体方法，也有一些。

比如，雇役代工。曾经看过一篇论文，里面说四川的一个匠户，家住大邑县，但匠役在省城成都，他便“每月贴卯银二钱”，长期雇佣另一人在织染局代役。这相当于把力役，变成一份可以外包的“合同工”。

比如，合户经营。几姓“合户”共担一役，设立“份子钱”，选举“户首”管理，一些善于经营的户首能在内部积累威望和实际控制权。

比如，跑商。有些人，利用服役往返的见识跑商。泉州盐场、军户双重身份者，常被迫远行解运或赴役，他们便借机从事一些贸易活动，这些聪明人“结识各路商贾”，为经商铺路。

再比如，折银。明代中后期，役务普遍“折银化”，有经济头脑的军、匠户会早早囤积白银，或从事高利贷、小额典当，以便在官府允许纳银代役时，第一时间用钱解决问题。

但要知道，也不是谁都有那份原始积累和钱财的，需要极强的算计能力和初始资本。而且，一旦被官府察觉你家“过于富有”，面临的，肯定是更加严重的摊派和勒索。

通道三：铤而走险

搏一搏，单车变摩托，铤而走险的路子，自古以来就有不少人尝试。少数胆大心细、身处特殊地域的人，就会走这条路子。

比如，闽粤地区会投身海外贸易。明代海禁时紧时松，泉州、漳州等地的军户、灶户，因近海且熟悉航海，常暗中参与私人海上贸易。比如，我们知道的著名的郑氏集团（郑芝龙、郑成功他们），不少就出身复杂，通过控制东西洋贸易网络，积累了足以对抗官府的巨额财富和武装力量，最终被招安，实现身份洗白（当然过程比较复杂）。

比如，前往边疆卫所寻找机遇。东南内地，军户是一种非常沉重的负担。但在北方或西南边疆，军户同时也是屯田的主体。如果被派往九边这样的战略要地，且有一定领导才能和胆大心细的不怕死精神，可以通过组织屯田、参与茶马贸易，积累土地和财富。

再比如，攀附权贵，寻求“荫庇”。明代中后期，官僚体系腐败，寻租空间非常大。若有幸凭借手艺或武力被某个高官、太监赏识，成为其“门匠”或“家丁”，就可能借助其权势，在一定程度上规避原籍衙门的直接压迫，甚至脱离原籍，也不是不可操作的。

但这些路子，往往游走在合法与非法的边缘，随时可能遭遇严惩或成为斗争的牺牲品，非常危险。

逆袭的本质是“资源转化”

所以，如果生在明代军户、匠户家庭，逆袭绝非易事，逆袭成功的，也只是小概率事件，需要人为努力，更需要天时地利与人和。

但，纵观那些成功的一些案例，其核心逻辑在于将制度强加于自己的“负面资源”转化为“优质资源”。比如，将强制流动（服役、解运）转化为见识与人脉；将集体劳役转化为组织与管理能力，等等。这或许，是对于我们普通人——本身起点就处于劣势——的一点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