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南宋文坛,有个人你必须认识。他不是权倾朝野的宰相,也不是战功赫赫的将军,却用一支笔和一颗赤诚的心,在历史上刻下了自己的名字。他就是杨万里,一个写诗能成一代宗师,当官敢为民请命,骨头硬到皇帝都头疼的“另类”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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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万里的人生起点,那叫一个惨。1127年,北宋没了,他生在兵荒马乱的岁月里。八岁,亲娘去世,全靠当读书人的老爹一手带大。家里穷归穷,但老爹有箱底货——几千卷藏书。别的孩子玩泥巴,杨万里就扎进书堆里,成了个“书虫”。十四岁拜师,十七岁换老师,二十一岁再求学问,一路疯狂吸收知识,就为了一朝金榜题名。可命运第一次捉弄了他,二十三岁,落榜了。换一般人可能就蔫了,但老杨偏不,回家接着啃书本。四年后,进士及第,总算踏进了官场大门。
对他影响最大的人,是主战派大佬张浚。杨万里几次求见都被挡在门外,最后是靠写信和张浚儿子的引荐才见到。张浚没讲什么大道理,只送了四个字:“正心诚意”。杨万里把这四个字当成了人生信条,书房改名“诚斋”,一辈子就照这个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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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当官,那是真给老百姓办事。在奉新县当知县,碰上天灾大旱,地里颗粒无收。百姓交不上租税,全被关进了大牢,可县衙的粮仓居然也是空的。杨万里一查,肺都气炸了,原来是胥吏层层盘剥。他当场下令:把抓的人全放了!严禁基层再胡乱抓人打人,同时减免租税,放宽期限。这一套“仁政组合拳”打下来,民心一下子暖了。结果不到一个月,欠的税租百姓主动交齐,官府粮仓也满了。你看,将心比心,百姓心里有杆秤。
后来调到广南东路,当地盐市被三家奸商垄断,官员收钱办事,老百姓吃盐比吃饭还难。杨万里上去就是一顿铁腕整顿,几个月功夫,市场风气焕然一新。他的清廉是出了名的,当京官时就提前准备好回家的路费,叫家人别添置多余家具,免得离职时行李太多,麻烦。任期结束,清点出一万缗的余钱,他分文不取,全部封存入库。自己家呢?就一栋老房子,家徒四壁。朋友写诗形容他,说清得像水一样透亮。
这份刚直也带到了朝堂上。他敢直接对皇帝宋光宗“开炮”,说皇上你得省着点花钱,给百姓减税,老百姓富了,国家才能强。这话在当时,可是需要掉脑袋的勇气。正因为这张敢说的嘴,他一生都没被真正重用,但他从没后悔过。用现在的话说,他就是个“官场清流”,不屑于同流合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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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真正让他名垂青史的,还是他的诗。早年他学当时流行的江西诗派,学着学着觉得不对劲,太讲究形式套路,把真性情都捆没了。他果断抛弃旧路,转学陈师道、王安石,又从晚唐诗里汲取营养,最后自创一派,史称“诚斋体”。他的诗,活脱脱像个老顽童。能写“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这样明丽的大画面,也能写“日常睡起无情思,闲看儿童捉柳花”这种慵懒的小瞬间。他关心农事,体恤民间疾苦,诗句里满是泥土味和人情味。国家危难时,他的诗又变得沉郁悲愤,那首《过扬子江》,表面写汲江煎茶,字里行间全是对破碎河山的痛惜,越读越觉得心里堵得慌。
他这一辈子,活得太明白了。读书,就扎扎实实读到通;做官,就清清白白为民想;写诗,就自成一派闯新路。他没什么豪宅田产,去世时留给子孙的,大概就是那满屋的书和一身铮铮铁骨。在一个人心浮躁、利益纠缠的时代,杨万里守住了“正心诚意”四个字。他就像南宋浑浊官场里的一股山泉,清冽,凛冽,一路奔流,告诉后人:一个文人该有的风骨和担当,究竟是什么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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