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客》:《太阳照常升起》的光辉与阴暗

The Brilliance and the Badness of “The Sun Also Rises”

尽管海明威的小说正面宣扬人应当勇敢、敬畏自然并崇尚优雅，但其结构却主要由仇恨支撑。

作者：阿希尔·夏尔马（Akhil Sharma）

2026年1月28日

插图：Emiliano Ponzi

十年级时，我读了一本欧内斯特·海明威的传记。那时我常常吹嘘自己读过很多其实根本没碰过的书，心想只要读了海明威的传记，就不用真的去读他的作品了。然而那本传记却令我大为震撼——海明威从不去办公室上班；他总是在四处旅行，只做酷炫的事。我也想那样生活：到处旅行，只做酷炫的事。

当时的我是个忧郁又紧张的孩子，肥胖、满脸痤疮，生活在父母整日争吵不断的家中。我们家境贫寒。我有个大脑受损的哥哥，他住院期间，我们会偷走医院里能找到的一切东西。在家里，父亲常穿着一件薄薄的睡袍，背后印着医院的名字。

写作让海明威过上了光鲜亮丽的生活。我决定自己也要成为作家。虽然此前也写过一些故事，但都糟糕透顶。我自认为一生只写出过两行好句子，那是我尝试写的一篇科幻小说里的：“我见过群星晕眩坠入黑暗。我见过百亿英里高的星尘峭壁。”（I have seen stars swoon into darkness. I have seen cliffs of stardust a hundred billion miles high.）我对这两句引以为傲，一有机会就背诵出来。传记里提到海明威文风极其简朴，任何虚假都会暴露无遗。我以为他之所以这样写作是出于道德考量，而我选择如此，则是因为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海明威1926年出版的小说《太阳照常升起》，讲述一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受伤、从此丧失性能力的美国男子。他和朋友们住在巴黎，都是酗酒者，深受战争创伤，不断分分合合，并前往潘普洛纳参加奔牛节。我坐在自己狭小房间的书桌前阅读这本书。我原以为它能教我如何逃离自己的生活，可读完第一章后却发现毫无触动。文字太过平淡，毫无滋味。人物进进出出，说着话，却什么也没做。我坐在书桌前，内心空洞而恐惧：如果连好作品都欣赏不了，我又怎能成为作家、周游世界、做酷炫的事呢？

于是我重新开始读第一章。这一次，我放慢速度，努力体会每一句话。“《太阳照常升起》”开篇第一句是：“罗伯特·科恩曾是普林斯顿大学的中量级拳击冠军。”（Robert Cohn was once middleweight boxing champion of Princeton.）第二次读这句话时，我想象有人在大声朗读它。我在句号处停顿，任沉默弥漫开来。这句话自成一体，仿佛无意成为别的什么，就像一颗光滑的鹅卵石。如今我已五十四岁，若要解释它为何奏效，我会说：一个句子首尾皆用名词，便显得完整而自足。这大概就是十五岁的我所感受到的东西。

第二句是：“别以为我对这个拳击头衔有多佩服，但这对科恩意义重大。”（Do not think that I am very much impressed by that as a boxing title, but it meant a lot to Cohn.）即便对十几岁的我而言，这也是一句怪异的句子。“much”（多）似乎多余，只是为了突显说话者的存在。但说话者究竟在对谁说话？两个“that”也令人不安：第一个用于调节节奏，第二个陈述事实。这种差异至今仍让我感觉一只脚稳稳踩地，另一只却突然打滑。以我现在的眼光看，这句话触及了英语现代主义小说的一些核心问题。这种现代主义流派试图用语言捕捉主观经验中那些难以言说的部分。而海明威通过这句奇特的第二句，强调《太阳照常升起》是一个被讲述的故事，从而巧妙避开了乔伊斯、伍尔夫和福特·马多克斯·福特等人所纠结的某些难题。

我继续往下读。每当某句话未能打动我，我就通过数单词、圈出标点来更深入地体会它。到第一章结束时，我开始以我认为海明威希望读者体验的方式感受他的语言。读完全书后，我已判若两人。这种变化是身体性的，仿佛被人拎起，挪到了别处。就像搬开一台冰箱后，终于看清它原来所在的位置。我此刻真切地感到自己与语言相连，也因此与所有热爱语言的人的历史相连。我不再那么孤独。我感到艺术既重要，又有道德力量。

读完《太阳照常升起》后，我把海明威所有作品都读了一遍，而且都用同样缓慢的方式。读《流动的盛宴》时，我疑惑：一个文笔如此出色的人，怎会最终自杀？读《第五纵队》时，我想起《丧钟为谁而鸣》中最傻气的段落。读完《老人与海》并参考一些批评文章后，我思考：书中某些细节（比如渔夫竟能拖动几英里长的钓线）明显不合逻辑，这真的重要吗？

读完海明威全部作品后，我的写作水平大幅提升。他教会我如何言在此而意在彼，如何用由此产生的张力替代情节。我尤其喜欢挑战不加对话标签地写场景，那种奇妙的效果让我感觉自己仿佛漂浮在角色所在的房间里。

然而到了二十多岁时，我对海明威渐生厌烦。我向别人解释说，这家伙似乎完全不了解人性。他笔下太多角色都是坚忍而勇敢的。但真实的人类往往困惑、躁动、善变，他们会怀疑自己，继而因这种怀疑责怪自己或他人。我辩称，海明威应被视为一种生活方式作家或自助导师。这是我对别人的说法，但真相是：当初初读海明威并爱上文学时，我相信艺术能将我从无用感、性嫉妒和金钱焦虑中拯救出来。可这些情绪始终未消，于是我只能把怨气投射到海明威身上。

几十年来，我没重读过海明威任何一部重要小说。但每当有新发现的未发表短篇问世，我都会去读。《我觉得万物皆有所指》（收录于《海明威短篇小说全集》）显然极为出色，且风格迥异于他其他作品，让我深感自己当年竟妄图评判他，实在幼稚。

最近，我决定重读《太阳照常升起》。读到第一句时，句子的平衡感及其营造的静谧已无法打动我，反而觉得这像是创意写作硕士生为解决节奏问题而想出的套路。第二句中那两个“that”也不再显得机智勇敢，因为我如今知道更多同类手法的高明范例。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赌徒》的开篇：“我终于结束了两周的缺席归来。我们的人已在鲁莱滕堡待了三天。”（I’ve finally come back from my two-week absence. Our people have already been in Roulettenburg for three days.）此处第一句令人不安：说话者回到一个物理空间，却是从“缺席”中归来——而“缺席”并非物理空间。人真能从“缺席”中归来吗？若不能，则他其实并未真正回来。

但真正让我对这本书产生抵触的是：从第一段起，它就充满恶毒的反犹主义。开篇描写一名犹太角色，竟说他被打断的鼻子“反倒更好看了”。少年时，我只把这种反犹视为区分“懂得正确生活者”与“不懂者”的工具，未曾察觉其中的丑恶。如今重读，却令我毛骨悚然。

随着阅读推进，书中丑恶之处越来越多。当然有厌女症：女性不是泼妇，就是“哥们儿”之一。还有恐同言论：叙述者承认本不该憎恨同性恋者，但他确实憎恨：“不知怎的，他们总让我生气。我知道他们本该有趣，人该宽容，但我真想揍一个——随便哪个都行——只为击碎那副优越又假惺惺的镇定。”尽管小说正面宣扬人应当勇敢、敬畏自然并崇尚优雅，但其整体架构却主要建立在对各类人群和群体的仇恨之上。

我发现自己越读越快，无法再像海明威文体所要求的那样放慢节奏。我清楚，这种囫囵吞枣式的阅读，就如同大口灌下顶级勃艮第葡萄酒一样荒谬。但偶尔，书中仍会迸发出令我震惊的才华——比如酒吧场景中众人交谈，读者仿佛悬浮其间；还有那些令人屏息的优美段落。更重要的是，这部可鄙之作也时常闪烁智慧之光。

在描写一名被公牛杀死者的葬礼后，海明威告诉我们那头公牛的结局：

“杀死比森特·希罗内斯的公牛名叫博卡内格拉，编号118，来自桑切斯·塔韦尔诺牧场，在同日下午被佩德罗·罗梅罗作为第三头公牛刺杀。它的耳朵经观众一致要求被割下，赠予佩德罗·罗梅罗；罗梅罗转赠给布蕾特；布蕾特则用我的手帕包好，连同许多穆拉蒂香烟的烟头一起塞进她在潘普洛纳蒙托亚酒店床边小桌的抽屉深处。”

The bull who killed Vicente Girones was named Bocanegra, was Number 118 of the bull-breeding establishment of Sanchez Taberno, and was killed by Pedro Romero as the third bull of that same afternoon. His ear was cut by popular acclamation and given to Pedro Romero, who, in turn, gave it to Brett, who wrapped it in a handkerchief belonging to myself, and left both ear and handkerchief, along with a number of Muratti cigarette stubs, shoved far back in the drawer of the bed-table that stood beside her bed in the Hotel Montoya, in Pamplona.

小说似乎将斗牛场中的勇敢等同于道德清明，但此处，勇敢的象征却被变成了垃圾。斗牛场中的勇敢，并未带来场外的清明。海明威拒绝相信一件事能解释另一件事。他承认万物永远只是其自身。然而，尽管他点头认可这一智慧，却仍固执地忽略它，坚持认为只要保持坚忍，只要珍视并欣赏斗牛或钓鱼这类阳刚行为，就能逃离道德混沌。这就好比海明威对反驳意见说：“我知道，我知道”，然后立刻去做与自己刚刚承认的道理完全相反的事。

合上书后，我对自己未能做个更宽容的读者感到失望。我也相信，无论重读海明威能给我带来什么收获，恐怕都不值得为此忍受那份烦躁。♦

本文作者阿基尔·夏尔马是《家庭生活》和短篇小说集《充满冒险与快乐的人生》的作者。

本文出处：https://www.newyorker.com/books/second-read/the-brilliance-and-the-badness-of-the-sun-also-ris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