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全军定级，他俩对应4级改为6级，过去是总参、总政负责人

1965年，全军取消军衔后，采取“定级减薪”与地方干部统一实行国家行政等级，正兵团级和大部分副兵团级上将定为行政5级，少部分副兵团级上将与大部分副兵团级中将、大部分准兵团级被定为行政6级，正军级被定为行政7级等。大将属于军委委员级，过去与地方行政4级对应，在定级时大多数是行政4级，只有两位低于行政4级，被定为行政6级。

他们分别是黄克诚和谭政。俩人过去分别担任军委秘书长兼总长，总政部主任，是军队主要领导。俩人之所以会这样，也不难看出问题出在哪里。

1959年，庐山会议上黄克诚对彭总提出的意见是表示赞同的，当会议风向急转直下，对他来说都是当头一棒。随着会议深入，批评的火力大大加强，所谓军事俱乐部等提法也都出来了。最终军委改组，罗瑞卿接替工作，他赋闲起来。

进入六十年代，主要是赋闲在家，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希望做点事，哪怕没有职务也可以。得到上级同意后，也到其他地方走走转转。1965年，把他放在山西担任副省长主管农机工作。这一年正好取消军衔，采取定级减薪。过去正兵团级对应行政5级，军队工资高，因此要缩减军队干部工作，转为地方行政5级，拿与地方行政5级一样的工作。

按说他是军委委员级，也是行政4级，可考虑到他的现有的职务，以及过去的问题，不仅没有按照行政4级，还降低2级定为6级。行政6级对应过去副兵团级中将、准兵团级为主。

对于职务高低和待遇高低，黄克诚都不看重，因为类似的经历也遇到过，像土地革命时期，有人执行左的路线攻打大中城市，他就表示反对，被扣上右倾帽子。在行进转移中，也因为坚持观点而被多次降职，但他没有消极，没有妥协。最终组织上对他的问题进行公道解决，恢复职务等。

或许他坚信，一切问题只能交给时间来检验，会给出一个公道的结论。

谭政是军队杰出的政工将领，从1956年接手总政工作，在位置上4年。1960年，有人对他主持下的军队政治工作提出问题，不点名说他：有人如庙里的老道一样，只会看庙念经，对政治工作一点创造性都没有，别人提出来的东西，总是横加指责，不接受新鲜事物。对提出的四个第一、三八作风进行抵制等。

在此后的军委扩大会议中，有不少人向他发难，甚至要求揭开他为何没执行三八作风、四个第一的谜底，会议气氛变得很紧张。在有人回忆中，林作出两个指示后，所他不执行指示，很多人被蒙在鼓里，有人得知后很气愤。这些人中不乏有过去在东北并肩作战的战友。

他被扣上大帽子而改任总政部副主任，后来又被改任到福建省担任副省长。按照给他扣的帽子以及现有职务，被定为行政6级。

就这样，两位五十年代后期主管军队总参、总政的负责人，每个人都因不同问题去职，而且又在特殊运动时期遭到第二伤害。当他们再恢复工作时，谭政身体基本上已经垮了，黄克诚身体较好一些，到中纪委担任常委书记，主持平反冤假错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