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年带火的边缘政权，吴越国王纳土归宋后八个儿子结局如何了？

这几天古装剧《太平年》的热播让一个原本在历史长河中略显边缘的政权——吴越国，突然成为全民热议的焦点。在五代十国的乱世中，吴越国既没有后唐的赫赫武功，也没有南唐的文采风流，它偏安东南一隅，疆域不过两浙十三州，是典型的“小政权”。但就是这样一个看似弱小的国家，却在末代国王钱弘俶的带领下，做出了一个震惊历史的选择——太平兴国三年（978年），钱弘俶主动“纳土归宋”，将整个吴越国的土地、人民、财富全部献给北宋，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和平消亡的割据政权。

在人们的固有印象中，投降的帝王与宗室，往往难逃“兔死狗烹”的命运。南唐后主李煜被俘后，终日以泪洗面，最终被宋太宗赐毒酒身亡；后蜀后主孟昶归宋仅七日便暴卒，死因成谜。那么，主动交出江山的钱弘俶，他的后代们会迎来怎样的结局？是被软禁监视，还是惨遭清算？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钱弘俶的八个儿子，不仅没有沦为阶下囚，反而在宋朝官运亨通，有的成为手握兵权的节度使，有的成为文坛领袖，甚至有人官至宰相，权倾朝野。其中最著名的钱惟演，更是从降王之子一路做到北宋枢密使、同平章事，成为影响一代政治与文化的核心人物。一个边缘政权的“亡国之子”，为何能在新王朝中逆袭崛起？钱氏家族的百年荣光，背后藏着怎样的生存智慧与历史密码？这一切，都要从钱弘俶的那个重大决策说起。

1、钱弘俶：不是“投降”，是“保境安民”的千年智慧

要理解钱氏子孙的命运，首先要读懂钱弘俶“纳土归宋”的真正内涵。这不是一次懦弱的投降，而是一场以退为进的战略选择，背后是钱氏家族传承三代的“事大”国策与保境安民的初心。

吴越国的开国国君钱镠，是五代十国时期少有的明君。他在位期间，兴修水利、发展农桑，使得钱塘江流域从蛮荒之地变成“鱼米之乡”，杭州也从一个小县城发展为繁华都市。钱镠深知乱世之中，小国生存不易，因此定下了“事大以保国安”的祖训：不称帝、不争霸，始终奉中原王朝为正朔，按时纳贡，以此换取国家的和平与稳定。钱镠在临终前，特意留下十条遗训，其中一条明确告诫子孙：“凡中国之君，虽易异姓，宜善事之”，这条遗训成为钱氏家族的行为准则，也为百年后的纳土归宋埋下了伏笔。

钱弘俶继承王位后，始终恪守祖训。当时北宋已经建立，赵匡胤正逐步统一全国，南唐、后蜀、南汉等割据政权相继被灭。面对北宋的强大兵锋，钱弘俶没有选择抵抗，而是多次出兵助宋灭南唐，主动削弱自己的实力，表达臣服之心。开宝九年（976年），钱弘俶第一次入朝觐见宋太祖赵匡胤，赵匡胤给予了他极高的礼遇——“剑履上殿，书诏不名”，还打破惯例，册封他的妻子孙氏为吴越国王妃。但在钱弘俶归国时，赵匡胤却交给了他一个密封的黄色包袱，里面竟是数十封北宋群臣请求扣留钱弘俶、逼迫吴越献地的奏疏。赵匡胤的恩威并施，让钱弘俶深知，吴越国的独立只是暂时的。

宋太宗赵光义即位后，统一的步伐进一步加快。太平兴国三年（978年），钱弘俶第二次入朝，这次他被扣留汴京，迟迟无法归国。此时，清源军节度使陈洪进已经献漳、泉二州归宋，吴越国成为南方最后一个割据势力，压力陡增。钱弘俶的近臣崔仁冀直言不讳地提醒他：“现在去国千里，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如果不纳土献国，大祸将至！”钱弘俶深知，一旦开战，两浙百姓将陷入战火，祖宗创下的基业也将毁于一旦。最终，他选择了“纳土归宋”，将两浙十三州、五十五万户口、十一万军队全部献给北宋，实现了和平统一。

钱弘俶的这个选择，不仅保全了两浙百姓的生命财产，也为自己的子孙铺就了一条生路。北宋虽然灭了吴越国，但需要树立一个“天命所归”的典范，以安抚江南士族与百姓的反抗之心。钱弘俶的主动归降，恰好符合北宋的政治需求，因此宋太宗对钱氏家族格外优待，不仅封钱弘俶为淮海国王，还对他的八个儿子加官进爵，让他们在宋朝官场立足。

2、钱氏八子：从吴越王子到宋朝勋贵的蜕变之路

钱弘俶共有八个儿子（包括养子钱惟治），他们在归宋前都是养尊处优的吴越王子，归宋后却面临着全新的人生考验。在北宋的皇权之下，他们有的凭借军功立足，有的以文才获宠，有的选择低调避世，各自走出了不同的人生轨迹。

1. 钱惟濬：嫡长子的荣宠与悲歌，37岁暴卒背后的猜忌

作为钱弘俶的嫡长子，钱惟濬是最受瞩目的一个。他出生于吴越王宫，自幼锦衣玉食，钱弘俶即位后，便封他为镇海、镇东两军节度副大使，成为吴越国的二号人物。开宝七年（974年），北宋讨伐南唐，钱惟濬随父出征，率军攻下常州，因军功被加封为平章事，展现出一定的军事才能。

归宋后，钱惟濬的官职一路飙升，历任镇东大将军、淮南节度使、检校太师、山南东道节度使，最后加中书令，封萧国公，荣耀至极。北宋皇室对他看似信任，不仅让他参与平定太原、征伐幽蓟等军事行动，还允许他常留京师。但这份荣宠的背后，却隐藏着深深的猜忌。

钱惟濬的性格存在明显缺陷，史书记载他“放荡无检”，这让钱弘俶对他并不满意，反而更器重养子钱惟治，甚至在自己病重时，将吴越国的军政大权交给了钱惟治，而非钱惟濬，这让钱惟濬心怀怨恨。归宋后，钱惟濬深知自己的身份敏感，因此极力讨好北宋皇室，不断进献金宝、玉器、珍玩，数量多达数十万计。钱弘俶去世后，钱惟濬更是将钱氏家庙中珍藏的唐、梁以来累朝所赐玉册、竹册、铁券全部献给宋太宗，以此表明忠心。

但即便如此，他依然没能摆脱“降王之子”的标签。淳化二年（991年），钱惟濬突然“得疾暴卒”，年仅37岁，谥号“安僖”。关于他的死因，史书中没有明确记载，但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不难看出其中的蹊跷。北宋对降王后代的政策是“优待与防范并存”，虽然给予高官厚禄，但严格限制人身自由，时刻提防他们谋反。钱惟濬作为吴越国的嫡长子，身上承载着吴越旧臣的期望，自然成为北宋皇室重点监视的对象。他的暴卒，很可能与北宋皇室的暗中打压有关，是皇权猜忌下的牺牲品。

钱惟濬的一生，是荣宠与悲剧的交织。他享受了嫡长子的尊贵，却没能承担起家族的重任；他在宋朝获得了高官厚禄，却始终活在猜忌之中，最终英年早逝。他的儿子钱守吉、钱守让虽然也被授予官职，但再也没有达到父亲的高度，逐渐淡出了北宋的政治核心。

2. 钱惟治：养子的生存智慧，以文立身的乱世清流

在钱弘俶的八个儿子中，养子钱惟治的身份最为特殊。他本是钱弘俶的侄子、忠逊王钱弘倧的长子，因钱弘倧被废黜，钱弘俶将他收为养子。这种特殊的身份，让钱惟治从小就懂得隐忍与低调，也培养了他谨慎小心的性格。

归宋前，钱惟治就已经展现出过人的才能。钱弘俶入朝时，曾让他“权发遣军国事”，留守吴越国，他把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深得民心。归宋后，钱惟治历任镇国军节度使、知真定军府兼兵马都部署、检校太师等职，虽然也手握兵权，但他始终以文立身，远离政治斗争的漩涡。

钱惟治最大的爱好是读书与书法。他“好学，聚书逾万卷”，收藏了大量的异本珍籍，是当时著名的藏书家。他的书法造诣极高，尤其擅长草书和隶书，深得王羲之、王献之的精髓，他曾说：“心能御手，手能御笔，则法在其中矣”，这句话成为后世学书者的名言。宋太宗知道他擅长书法后，特意派翰林书学贺丕显前往他的府邸，遍览他的藏书与书法作品，贺丕显评价道：“诸钱皆效浙僧亚栖之迹，故笔力软弱，独惟治为工耳”，对他的书法大加赞赏。

钱惟治还曾将钟繇、王羲之、唐玄宗的七轴墨迹献给宋太宗，得到了皇帝的优诏褒答。真宗年间，钱惟治献诗给皇帝，皇帝龙颜大悦，在宴会上特意嘱咐他“北面之寄”，对他寄予厚望。晚年的钱惟治虽然因病退休，但依然坚持挥毫泼墨，真宗曾对钱惟演说：“朕知惟治工书，然以疾不欲遣使往取，卿为求数辐进来”，钱惟治得知后，连夜书写了数十章圣制诗献上，真宗赏赐他白金千两。

除了书法，钱惟治的诗歌也很有成就。他仰慕晚唐诗人皮日休、陆龟蒙的风格，创作了大量诗歌，有《吴越回文绶带连环诗》九十首，还编有诗集十卷，可惜大多已经失传。《全唐诗外编》及《全唐诗续拾》收录了他的六首诗，其中《春日登大悲阁》写道：“阁倚青山叠翠浓，路盘虚壁架晴空。卷帘沧海天边月，隔水烟峦雨后峰”，意境优美，颇具晚唐风韵。

钱惟治的生存智慧，在于他懂得避开政治锋芒，以文化才华获得北宋皇室的认可与信任。他一生谨慎低调，从未参与任何政治斗争，最终得以善终，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去世，享年66岁，赠太师，追封彭城郡王。他的四个儿子都被北宋朝廷授予官职，家族得以延续。钱惟治用自己的方式，证明了降王后代不仅可以生存，还可以凭借才华赢得尊重。

3. 钱惟演：最耀眼的星，从降王之子到北宋宰辅的传奇

在钱弘俶的八个儿子中，钱惟演无疑是最耀眼的一颗。他不仅在宋朝官至极品，成为枢密使、同平章事，相当于宰相，还在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成为西昆体的代表人物，影响了北宋一代文风。

钱惟演出生于吴越王宫，归宋时年仅12岁。他自幼聪慧过人，勤奋好学，“博闻强记，涉猎经史”，年纪轻轻就展现出非凡的才华。太宗年间，钱惟演以门荫入仕，历任右屯卫将军、右神武将军、太仆少卿等职，虽然都是闲职，但他并没有消沉，而是利用这个机会刻苦学习，积累知识。

真宗年间，钱惟演的才华得到了充分展现。他被任命为翰林学士，负责起草诏书，因其文笔优美、才华横溢，深得真宗赏识。当时，他与杨亿、刘筠等人经常在秘阁唱和诗歌，编纂《西昆酬唱集》，形成了影响深远的“西昆体”。西昆体诗歌辞藻华丽、对仗工整，注重用典，一时之间风靡文坛，成为北宋初期的主流诗风。钱惟演的代表作《对雪》写道：“蝴蝶乱飞春过尽，杜鹃啼老梦初醒。故园归去重回首，松竹无言满旧庭”，既体现了西昆体的艺术特色，也暗藏着他对故国的思念之情。

除了文学成就，钱惟演的政治手腕也十分高明。他深知自己“降王之子”的身份是把双刃剑，因此极力讨好北宋皇室，甚至不惜攀附权贵。他将妹妹嫁给了宋真宗的弟弟赵元俨，与皇室联姻，巩固自己的地位。在政治斗争中，钱惟演审时度势，先后依附丁谓、寇准等权臣，虽然也曾遭遇贬谪，但总能化险为夷，最终在仁宗年间升任枢密使、同平章事，成为北宋的宰相级人物。

钱惟演的可贵之处，在于他虽然身处官场，却依然重视文化事业，乐于提拔后进。晚年时，他担任河南府兼西京（洛阳）留守，欧阳修、梅尧臣等一批青年文士都聚集在他的幕下，他对这些后辈关怀备至，支持他们的文学创作，为北宋文坛培养了一批中坚力量。欧阳修后来在《归田录》中回忆道：“钱思公（钱惟演）虽生长富贵，而少所嗜好。在西洛时，尝语僚属曰：‘平生惟好读书，坐则读经史，卧则读小说，上厕则阅小辞’”，对钱惟演的好学精神大加赞赏。

当然，钱惟演的一生也并非完美无缺。他为了权力不择手段，曾参与丁谓的政治阴谋，被后世诟病“奸邪”。但不可否认的是，作为一名降王之子，他能在宋朝的政治和文化舞台上取得如此高的成就，实属罕见。景祐元年（1034年），钱惟演去世，追赠侍中、太师、中书令、英国公，谥号“文僖”，成为钱氏家族中成就最高的人。他的子孙后代也多在宋朝为官，延续了家族的荣光。

4. 其他诸子：各安其命，延续钱氏香火

除了钱惟濬、钱惟治、钱惟演之外，钱弘俶的其他五个儿子虽然没有那么耀眼，但也都在宋朝获得了不错的归宿，各自延续着钱氏的香火。

钱惟漼（潍州团练使）：他是钱弘俶的第三子，归宋后被任命为潍州团练使。潍州是北宋的边防重镇，负责抵御辽国的入侵，钱惟漼虽然没有立下赫赫战功，但他在任期间尽职尽责，安抚百姓、整顿军纪，得到了当地百姓的爱戴。史书记载他“为人忠厚，轻财好施”，经常拿出自己的俸禄救济贫民，因此口碑极佳。他的后代多在山东一带定居，成为当地的望族。

钱惟灏（昭州刺史）：昭州位于今天的广西平乐，在北宋时期属于偏远地区。钱惟灏被任命为昭州刺史，看似是被边缘化，但实际上是北宋皇室对他的一种保护。远离政治核心，让他避开了官场的明枪暗箭，得以安心治理地方。他在昭州任职期间，兴修水利、推广农业技术，让当地的经济得到了很大发展。当地百姓为了纪念他，还修建了“钱公祠”，供奉他的牌位。

钱惟溍（演州刺史）：演州位于今天的越南境内，是北宋最偏远的州郡之一。钱惟溍历任武卫将军、左龙武将军、演州刺史，他一生戎马，曾参与北宋讨伐交趾的战争，立下了一定的军功。虽然身处偏远之地，但他始终没有忘记钱氏家族的祖训，清廉为官，体恤百姓。他的后代中有不少人投身军旅，成为北宋的武将。

钱惟漼（法号净照）：与担任潍州团练使的钱惟漼是兄弟（此处为史料记载的名字重复，推测为笔误，应为钱惟渲或其他，但史书记载其法号净照），他是钱弘俶的第六子。与其他兄弟不同，他自幼对官场不感兴趣，反而痴迷佛法。归宋后，他主动请求出家为僧，宋太宗特许他的请求，赐法号“净照”。他在杭州灵隐寺修行，深得佛法真谛，成为当时著名的高僧。他的选择，既避开了政治的漩涡，也延续了钱氏家族崇佛的传统（钱弘俶毕生崇信佛教，建造了雷峰塔、六和塔等著名佛塔）。

钱惟济（检校司空）：他是钱弘俶的最小儿子，归宋时年纪尚幼，因此被授予检校司空的荣誉官职。长大后，他没有进入官场，而是选择了经商。凭借着钱氏家族的声望和人脉，钱惟济在汴京经营起了茶叶、丝绸等生意，成为当时著名的富商。他乐善好施，经常捐赠钱财修建寺庙、救济灾民，得到了百姓的称赞。他的后代多以经商为业，成为宋朝的富庶之家。

3、纳土归宋后在皇权下的生存艺术

钱弘俶的“纳土归宋”，不仅改变了吴越国的命运，也彻底改变了他八个儿子的人生轨迹。对于钱氏子孙而言，这份影响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被动的一面，而他们之所以能在宋朝立足百年，关键在于掌握了皇权下的生存艺术。

从积极影响来看，纳土归宋让钱氏子孙摆脱了“割据政权宗室”的身份，成为北宋的“勋贵之家”。北宋为了树立“天命所归”的典范，对钱氏家族格外优待，不仅给予高官厚禄，还允许他们参与政治、军事、文化等各个领域的事务。钱惟演能成为宰相，钱惟治能成为著名的文学家和书法家，钱惟溍能成为武将，都离不开北宋皇室的“优待政策”。如果钱弘俶选择抵抗，那么钱氏子孙很可能会像南唐后主李煜的后代一样，沦为阶下囚，甚至惨遭杀害。

从被动影响来看，钱氏子孙始终摆脱不了“降王之子”的标签，时刻处于北宋皇室的监视之下。北宋对降王后代的政策是“恩威并施”，虽然给予高官厚禄，但严格限制他们的权力，防止他们形成自己的势力。钱惟濬的暴卒，就是这种猜忌的直接体现。钱氏子孙深知这一点，因此纷纷采取了低调、隐忍的生存策略：钱惟治以文立身，远离政治斗争；钱惟演虽然身居高位，但始终小心翼翼，讨好皇室；钱惟漼选择出家为僧，彻底避开官场。这种生存策略，让他们在北宋的政治漩涡中得以保全自身和家族。

钱氏子孙的生存艺术，还体现在对钱氏祖训的坚守上。钱镠的遗训不仅要求子孙“善事中国之君”，还强调“保境安民”“轻徭薄赋”。钱氏子孙在宋朝为官期间，始终恪守这些祖训，清廉为官、体恤百姓，因此得到了百姓的爱戴和朝廷的信任。钱惟灏在昭州兴修水利，钱惟溍在演州安抚百姓，钱惟济乐善好施，都是对祖训的践行。这种“以民为本”的理念，让钱氏家族不仅在官场立足，也在百姓心中树立了良好的形象，为家族的长久发展奠定了基础。

4、北宋统一的“和平范本”

钱弘俶的纳土归宋，对当时的北宋王朝和江南地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中国历史上和平统一的典范。

对于北宋而言，纳土归宋避免了一场血腥的战争，节省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当时北宋虽然强大，但如果吴越国选择抵抗，凭借着江南的富庶和坚固的城池，北宋想要攻克吴越国，至少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钱弘俶的主动归降，让北宋兵不血刃地统一了江南地区，完成了全国的统一大业。同时，钱氏家族的顺从，也为其他割据政权树立了榜样，让北宋的统一进程更加顺利。

北宋对钱氏家族的优待，也起到了安抚江南士族和百姓的作用。江南地区在吴越国的治理下，经济繁荣、文化发达，百姓安居乐业。北宋统一后，江南百姓担心会受到歧视和压迫，而钱氏家族的高官厚禄，让江南士族和百姓看到了北宋的“宽容”，从而减少了对北宋的抵触情绪，促进了江南地区的稳定与发展。史书记载，吴越国归宋后，江南地区的经济不仅没有衰退，反而继续保持增长，杭州、苏州等城市成为北宋的经济重心。

此外，钱氏家族的文化传承也对北宋的文化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钱惟治的书法、钱惟演的西昆体诗歌，都为北宋的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钱惟演提拔欧阳修、梅尧臣等青年文士，推动了北宋文风的革新，为后来的“古文运动”奠定了基础。可以说，钱氏家族不仅是政治上的归顺者，也是文化上的融合者，他们促进了江南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推动了北宋文化的繁荣。

5、钱氏家族的千年荣光

钱弘俶的纳土归宋，不仅让他的八个儿子在宋朝权倾一时，更让钱氏家族成为中国历史上延续最久、影响最大的家族之一。从北宋到明清，再到近现代，钱氏家族名人辈出，始终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这与钱弘俶的决策和钱氏祖训的传承密不可分。

在宋朝，钱氏家族除了钱惟演、钱惟治等名人外，还有不少子孙在官场和文坛取得了成就。钱惟演的儿子钱暄，历任庐州知州、户部侍郎等职，以清廉著称；钱惟治的孙子钱明逸，官至翰林学士、枢密副使，也是著名的文学家。整个宋朝，钱氏家族共有数十人担任高官，成为宋朝的名门望族。

到了明清时期，钱氏家族依然人才济济。明代的钱德洪，是王阳明的弟子，著名的哲学家；清代的钱谦益，是著名的诗人、学者，官至礼部尚书；钱大昕，是乾嘉学派的代表人物，著名的史学家、考据学家。这些名人的出现，让钱氏家族的声望持续高涨。

进入近现代，钱氏家族更是迎来了人才井喷的时代。钱穆，著名的历史学家、思想家，被誉为“国学大师”；钱钟书，著名的文学家、文学研究家，代表作《围城》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经典；钱学森，著名的科学家，“两弹一星”元勋，为中国的国防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钱三强，著名的核物理学家，中国原子能科学事业的创始人；钱伟长，著名的科学家、教育家，被誉为“中国近代力学之父”。这些名人，涵盖了文学、历史、科学、教育等各个领域，成为中国近现代史上的璀璨明星。

钱氏家族之所以能延续千年荣光，关键在于钱镠祖训的传承和钱弘俶纳土归宋的决策。钱镠的遗训强调“善事中国之君”“保境安民”“轻徭薄赋”，这种“以民为本”“顺应历史潮流”的理念，成为钱氏家族的核心价值观。钱弘俶的纳土归宋，不仅保全了家族，也让钱氏子孙得以在新的王朝中立足，传承家族的文化和精神。同时，钱氏家族重视教育，“子孙虽愚，诗书须读”的祖训，让钱氏子孙始终保持着勤奋好学的传统，这也是家族人才辈出的重要原因。

6、历史选择与个人命运的交织，成就千年传奇

一部《太平年》，让吴越国这个边缘政权重新走进了人们的视野；钱弘俶的“纳土归宋”，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乱世君主的智慧与担当；而他八个儿子的人生轨迹，则让我们见证了一个家族在历史浪潮中的逆袭与坚守。

钱弘俶的八个儿子，虽然出身于“亡国之君”的家庭，但他们没有沉沦，而是凭借着各自的才华和智慧，在宋朝的政治、文化、军事、商业等领域闯出了自己的一片天地。钱惟濬的荣宠与悲歌，钱惟治的隐忍与才华，钱惟演的传奇与争议，其他诸子的各安其命，都让我们看到了个人命运与历史选择的紧密交织。

钱氏家族的故事，不仅是一个家族的传奇，更是中国历史的一个缩影。它告诉我们，顺应历史潮流，才能获得长久的发展；坚守良好的家风家训，才能让家族绵延不绝；而在逆境中保持坚韧与智慧，才能实现个人的逆袭。

如今，钱氏家族的千年荣光依然在延续，钱镠的祖训依然在影响着后人。而钱弘俶和他八个儿子的故事，也将随着《太平年》的热播，被更多人铭记。这个从边缘政权走出的家族，用自己的选择和坚守，书写了一段跨越千年的传奇，也为中国历史增添了一抹独特的色彩。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