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百姓的生活改善，可比收入和GDP快多了

关于消费与收入，相信很多人都听过福特汽车的故事。

故事是这样说的，1914年美国福特汽车公司宣布实行8小时工作制，并把福特流水线工人的日薪提高至5美元，当时工人每日普遍工作时间和日薪为10到12小时、2至3美元。这个故事被用来说明让工人买得起自己生产的汽车，于是实现了劳资共赢。

这是一个被成功学扭曲的故事，细细琢磨全是漏洞。

当时福特汽车标志性的T型汽车售价为825美元，按照这个故事所说的日薪翻倍，差不多一年额外支付的工资确实可以购买一辆T型汽车，但汽车工人总不能每年都买一辆吧，那么第二年、第三年乃至之后增加的额外工资如何使得福特汽车增加额外的消费者？

而且1914年福特卖了30万辆车，但员工总数也不过1.4万人，就算在这一年全买福特汽车，对销量的影响也很有限。

其实福特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当时福特通过T型汽车获得了大量订单，还使用汽车装配流水线大大提高生产效率，但当时生产条件极为恶劣，1913年福特公司员工流动率高达380%，为了保持持续生产所需的1.3万人员工规模，竟然年内雇佣了超过4万人。

再加上当时美国社会流行酗酒和赌博，旷工率高达10%以上，这对汽车生产是巨大的损害，给公司带来了巨额成本。

为解决这一问题，福特采取加薪留住高经验的成熟员工，并限制只有不酗酒不赌博的员工才能获得全额工资，以此引导员工形成符合福特期待的生活方式。这个案例最初适用于阐述“效率工资”理论，也就是通过高工资激发员工积极性，而非单纯依赖劳动力市场供需决定薪酬，说得简单点，就是用更高的工资招聘更优秀的员工、减少人员流动。这一理论在当前普遍采取，比如全球流媒体巨头奈飞的核心理念就是“优秀人才的市场价格无论有多高，都要以市场最高价聘用他们”。

这才是事实的真相。

为什么讲这个故事呢？

与今天要讨论的产业升级、收入、消费、生活品质提升有关。

在这一问题上，有两种主要的模式。

第一种：产品价格不变甚至更贵了，销售数量变化不大，产品的生产企业获得了高额利润，于是给企业员工大幅加薪，企业员工以更高的收入消费更多的商品。小镇总结为“高收入增长、高消费支出”模式。

第二种：产品价格持续下降，销售数量大增，产品的生产企业只获得了微薄利润，企业员工也只能获得小幅涨薪，但由于产品价格大降，所以收入虽然大体不变，但也可以消费更多商品。小镇总结为“低收入增长、低消费支出”模式。

第一种模式，就是1914年福特公司采取的，也是过去一百多年欧美西方世界长期采取的模式；第二种，则是过去几十年，中国崛起采取的模式。

以最常见的手机、电视为例。2010年，一台40寸的中档液晶电视售价4000元左右，不说品质的提升，2025年40寸中档液晶电视1000元左右；2010年，划时代的智能手机苹果4售价4999元起，同样不谈品质的提升，2025年主流手机品牌中端机型2000元足够了。小镇过去十年，一直用的就是2000元左右的手机。

从2010年到2025年，假设彩电或手机流水线员工薪资不变，那么花同样的钱，也能买到至少两个符合时代进步的产品，这是不是一种生活品质的上升？

更何况，从2010年到2025年，中国人收入普遍大增，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9109.4元上涨到56502元，涨幅296%，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期涨幅为413%，远高于城镇居民增速，而GDP涨幅为334%。

也就是说，哪怕收入增速相对更慢的城镇居民，2010年可以买4.7台40寸液晶电视或3.82台智能手机，2025年可以买56台或28台，增幅分别为11.9倍和7.32倍，远超GDP增速，农民增幅更高。

也就是说：在过去的十几年，中国人民生活品质的提升速度，远超收入增速和GDP增速。

提升如此之快、如此之普遍，以至于让中国人已经误以为月入3000就能用上大电视、冰箱、空调、洗衣机、大屏智能手机甚至开上一辆几万块钱小车的生活是理所当然的。

小镇觉得，这种理所当然，反而证明了中国崛起的伟大之处。

以小镇这些年从网络和读者交流的感受来看，很多人对产业升级的期待，是照搬西方模式，也就是“高收入增长、高消费支出”模式，而不是中国的“低收入增长、低消费支出”模式。

这背后也有一种不太好意思在公开网络上承认的心态：很多人认可的生活品质升级，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是希望自己买得起而更多人买不起，这才有生活升级的畅快感。

而不像现在，商品价格的持续下降，导致在实际生活获得感上，贫富差距远比收入差距要小。举个例子，如果不考虑品牌提供的精神满足，只满足真实需求，那么当前年入百万和年入30万的家庭，在生活品质上差别并不大，这同样是缩小贫富差距的分配改革。

很多人期待西方“高收入、高消费”的产业升级路线，本质上就跟幻想穿越到古代当贵族小姐、穿越到民国当军阀姨太太一样，总觉得自己换个环境就是人上人。

但实际上，有没有想过，穿越到古代很可能是锅里炖着的“两脚羊”，穿越到民国大概率是被战乱驱赶的难民、被强拉送死的壮丁。

瞧不上中国历史上普通人生活最好的时代，反而幻想穿越到过去享受人上人的生活，纯属有病。

类似的，还有些人盲目觉得出国移民就能过上更好的生活，解决自己在国内无法解决的种种问题。除了极少数特殊情况，绝大多数人如果在中国都混不出头，怎么有胆量幻想出国就行了？凭什么觉得自己能在人家的国家赢过当地人？

实际上，西方这套“高收入、高消费”的路线，后遗症极大，养成的是一群依赖高收入岗位的“工人贵族”，更大多数没有得到这些岗位机会的人，必然成为牺牲者，于是就把人民强行分成了不同的利益体。

高收入、高消费的潜台词，就是一个人的生存乃至发展与工作高度绑定，很大程度上丧失了自由，一旦失去工作，就会因为无法承受高昂的生活成本而瞬间跌落。

最近热议的“斩杀线”，就反映了这一点，在美国不同阶层必须有配得上阶层的生活消费支出，绝不允许一个年薪百万的人不修边幅、租住每月一千元的房子，于是在美国影视剧中普遍出现一个精英白领，不过是失去了一份工作，就瞬间变成了流浪汉。

这种高收入、高消费的模式下，一个人很难完成财富的积累，就出现了看似公平的收入分配，反而带来了巨大的财富差距。

收入基尼系数在0.25左右的北欧，其财富基尼系数普遍在0.8甚至0.9以上；对比中国2024年收入基尼系数为0.462，远高于北欧，但中国财富基尼系数普遍认为在0.7左右，又大大低于北欧乃至全球平均水平。

出现这一结果，就跟中国产业升级采取“低收入增长、低消费支出”的模式直接相关。

所以，虽然在产业升级相关的行业、公司工作的员工，自身获得感没有走西方模式那么高，也很难获得如1914年福特汽车员工那样人上人的畅快感。但对更大多数的中国人尤其是农民、低收入、残疾人群而言，却是实实在在的生活品质大幅提升，这才是社会主义啊。

正因为中国在产业升级上采取与西方不同的道路，也遭到了很多非议。比如最近汽车行业发布数据，2025年行业销售利润率下降到4.1%，各方报道纷纷以“汽车行业利润率降至历史最低”作为标题，主要指向是内卷导致造汽车产业升级但不赚钱。

真的不赚钱吗？

这种思维就是1914年福特汽车的西方思维，认为产业升级就必须让相关产业、公司获得更高的利润，忽略了在中国汽车产业大升级下，中国人享受到的汽车品质大幅提升。

现在中国人已经成为全世界同等性能汽车售价最低的国家，成为全世界包括美国、加拿大、欧洲等发达国家人民羡慕的对象。现在一个中国普通家庭买一辆汽车，已经变得司空寻常，无非丰俭由人，有人觉得30万的车买起来轻轻松松，有人开上2万多的五菱也可以开启新的人生，这不就是当年做梦才敢想象的生活？

在中国的产业升级压力下，全球汽车企业也必须降价提质。10年前的日产轩逸得花15万元，今天新款还不到8万元，而在美国售卖的减配版就贵得多了。

中国汽车行业利润率持续下降的同时，是全民的普遍获益，更要看到，中国汽车企业雇佣的中国员工更多、提供的高收入岗位也更多了，带来了从业者整体薪资的普遍上涨。这可以从中国汽车上市公司2020年到2025年的财报中得到验证。如比亚迪员工数量从2020年的22.43万人激增至近百万人，劳动薪资总额也暴涨到2025年上半年的644.26亿元，平均年薪14.55万元，显著高于社会平均水平。

当然，跟1914年福特汽车实现公司员工收入较社会平均水平的倍增，还有很大差距。

但鱼和熊掌不可兼得，不要觉得自家所在的公司获得超额利润，同时要求其他公司只能获得菲薄利润从而压低生活成本。

这就像有些人要求自己5*8小时工作制，却要求其他人必须7*24小时提供服务，费用还必须低廉，凭什么呢？须知除非自己努力寻找到这样的工作，否则靠社会普遍实现，就必须接受其他人也享受同等的劳动待遇。

上面说了中国这条模式的优点，但实际上，中国也不是主动选择这条道路的，而是客观条件导致的必然，中国没得选；同样，西方走“高收入、高消费”的产业升级路线，也没得选。

在中国以前，人类世界从来没有过超过10亿人的工业国，10亿意味着单一国家能够支撑全人类完整的工业体系，这是颠覆性的。

在中国以前，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哪怕是美国、日本、德国，也不能靠自己一家就完成所有工业生产，生产能力有限导致必然是分工互补。那么在具体生产上，一件商品不同配件、生产环节往往来自不同国家，不同国家的利润成本是不透明的，而因为供应商更大的不可替代性也就可以获得更高的利润。

在这种情况下，就出现了各家把利润抬高，反正一切成本叠加到最终售价就行了，就有了“高收入、高消费”的产业模式。

但中国加入全球生产体系之后就不一样了，中国太庞大了，中国本身就是一个世界，就意味着几乎所有的零部件、所有生产环节仅在中国内部就能实现接近充分竞争，同属一个法律体系、语言文化的单一经济体，意味着生产的成本与利润更加透明，体现在一个生意如果赚钱，立刻就会有很多人涌入，知道把利润砸到社会平均水平。

在这种情况下，除非具备不可替代的绝对优势，否则不可能像1914年的福特那样赚取超额利润，进而短时间内实现工人薪资翻倍。

除了市场经济的必然，还要重点考虑中国社会主义的本色。

现在普遍再说中国消费不行，CPI长期低迷，认为中国已经进入“通缩”。其实这是不严谨的，因为常规意义上的“通缩”需要量价齐跌，也就是消费的总金额与总商品量同时下降，中国符合吗？何况当前CPI也基本保持在0以上。

其实，常规说的“通缩”判断标准很简单，那就是实际CPI低于政策目标。当前全球发达经济体普遍把通胀目标设置为2%，发展中国家则在2%到6%之间，中国长期设置的是3%目标，2025年下调到2%。近年来中国CPI长期低于2%，这才是网络上普遍认为中国处于“通缩”阶段的直接标准，只不过如果这么简单地分析显得太没水平，所以就搞出来很多指标。

如果拉取2018年到2025年的全球CPI同比增速，就会发现，中国与全球其他国家差异巨大。从2021年开始，中国以外全球主要经济体普遍面临较大通胀，欧盟在2022年CPI增速同比超过10%，2023年后虽然开始回落，但也持续高于2%的政策目标，显然全球主要经济体没能实现政策目标。

而中国在2020年之前物价水平稳步上升，从2018年的1.5%逐步上升到2020年1月巅峰的5.4%，之后快速下降到2020年11月的-0.5%，2021年、2022年有一段相对较高水平的波动，于2022年9月达到2.8%的峰值，再快速下降到2025年2月的-0.7%，之后在低位保持波动。

中国的确没有实现CPI政策目标，但站在决策者高度，恰恰认为这是巨大的政绩，而且是辛辛苦苦才实现的，这是中国接下来抵抗巨大外部冲击的保障。

导致CPI长期保持低位，关键是产业结构的根本变化。也就是本文重点谈的“低收入增长、低消费支出”的中国式产业升级模式。

还要注意，一般来说，一个国家发展到中国的阶段，经济结构需要向服务业为主转变，但中国服务业自2015年占比突破50%，之后增长很缓慢，2025年只提高到57.7%，意味着中国服务业价格上涨幅度相对较小，这也拖累了中国的消费。

除了居住等统计口径不同外，关键是中国的主动作为，最大限度压制公共服务价格。比如针对网络和通讯的“提速降费”，针对医疗的“国谈集采”。

当然，中国当前劳动力供过于求，也压低了服务业人工成本，2024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名义增长2.8%，而服务业却出现了-1.1%的负增长。

能够压低服务业人工成本，恰恰得益于制造业持续压低商品价格，毕竟再怎么劳动力供过于求，也必须满足劳动者的基本生活需求。

导致消费相对不足还有很多原因，而且大多是结构性的。

比如中国人消费结构的变化，这属于生活改善和习惯的变化，典型是食品烟酒类支出占比的持续下降；

又比如人口结构、城乡区域发展结构、收入分配结构等方面的影响，对此小镇在之前文章也都谈过了。上周就围绕人口谈了三篇《》《》《》等。

针对当前影响消费提振的结构性问题，需要对症下药，比如继续推动分配改革，而分配改革内涵很广，具体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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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镇认为，中国“低收入增长、低消费支出”的模式，更有利于绝大多数人民，也是相比西方“高收入、高支出”更可持续的道路。

西方这条道路，想要提高消费和生活品质，需要如福特这样收入倍增，但现实中收入倍增谈何容易？

但如果中国模式下，商品价格持续保持低位，工业制成品还能提质降价，哪怕月薪3000元，只需要努力想办法多赚500元，就能够立竿见影地提高生活品质。

收入倍增和增长17%，哪一个更容易？更契合绝大多数普通人的能力？

中国这一模式，也是能够开展脱贫攻坚，历史性解决近亿人口绝对赤贫问题的基础，否则如果工业制成品价格降不下去，必然导致服务价格快速上升，想要搞1亿人的脱贫攻坚，成本必然超过中国当前能够承受的上限，人是等不得的。

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不能允许在劳动阶层中出现高于一般劳动者、通过生产力优势剥削其他劳动者的“工人贵族”，有些人不要总幻想自己能成为新时代的贵族，在一个鼓励剥削的社会中，绝大多数人大概率是被剥削的。

至于赚钱，小镇想说一句得罪人的话：很多人一直说想赚钱、想找工作，但感觉并没有把赚钱、找工作当成一件严肃认真的事情去办，知行有待合一，焦虑无法取代行动。

收入倍增难，但每个月努力多赚几百块，真的做不到吗？

找工作确实难，但真的把找工作本身当成一份需要认真对待的工作了吗？

最近看《太平年》，很喜欢剧中冯道的人生态度：人活着，就要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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