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开不出证明，事情卡壳？何兵委员：以协调机制与优化考核破局

“现在面临一个问题，部分职能部门在办理事务过程中要求群众提供已经被列入基层负面清单的证明或说明，而有的证明或说明其实已经不在负面清单中，社区无法开具相应证明，这就形成了一个老百姓办事难的‘怪圈’。”省政协委员、九三学社贵州省委社会和法制委员会主任何兵一针见血地指出当下部分群众办事的真实困境。

省政协委员、九三学社贵州省委社会和法制委员会主任何兵

这一现象背后，是部门要求与负面清单衔接不畅的机制漏洞，也是部分单位将核查责任“甩锅”基层的作风问题，不仅增加了群众办事成本，更让基层在“开与不开”之间陷入两难。

针对这一堵点，何兵提出，“建立负面清单与部门要求协调机制。由省政务服务中心牵头，对职能部门原有或新增资料要求进行合规性审核，不需要和不必要的证明应该和负面清单相匹配，不再额外要求老百姓去开证明。”

基层减负不是减责任、减服务，而是为了让基层干部轻装上阵、深耕服务。何兵的关注点始终锚定基层治理效能提升。

何兵关注到部分干部将“减形式”简单理解为“减服务”、反而增加群众办事难度的现象，他在提案中建议，严格执行乡镇（街道）履职事项清单和社区工作准入制度，厘清基层权责边界，确保基层有责有权、权责对等。

为让基层干部真正卸下包袱、轻装上阵，考核“指挥棒”的优化调整必不可少。何兵在提案中聚焦基层干部的履职困境，提出建立“减痕迹不减实效”的评价体系。他建议，“对各类督查检查考核事项进行全面整合，同类工作实行联合开展，从根本上杜绝多头检查、重复考核等问题。”同时，优化考核指标设置，减少“千分制”量化考核带来的形式化束缚，重点提高群众满意度、问题解决率等实绩指标的权重，引导基层干部从“重痕迹”转向“重实效”，摆脱“文山会海”和“痕迹内卷”的困扰，集中精力办好民生实事。

除了基层治理领域，何兵还从司法实践维度关注社会公平与资源效能。他在日常工作中发现，诉讼司法实践中对主动履行法院生效判决当事人的救济保护，明显弱于被动履行（法院强制执行）的当事人，这种失衡不仅造成司法不公，更向社会传递“尊法吃亏、违法获利”的负面导向，还因当事人另行提起不当得利诉讼导致司法资源严重浪费。对此，他呼吁完善相关司法救济机制，强化对主动履约当事人的权益保障，以司法公正引领社会诚信，节约司法资源。

来源：贵州日报天眼新闻

记者 安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