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认识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扩大内需的可行性

历史起点是扩大内需的现实经济社会发展基础条件和制度供给条件。不同历史起点上的扩大内需有不同的历史任务及与此相关联的政策组合、政策重点和政策强度。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后，针对国内外经济增长面临下行压力骤增的情况，党中央首提立足扩大国内需求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并首次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其后扩大内需成为经济发展战略基点。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内外经济发展起点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又进入了“三期叠加”阶段，同时国际经济总体上进入需求收缩期和供给竞争加剧期。面对新形势，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持续加力中央的扩大内需政策，我国经济形成了一段内需加速扩大、增长率保持在合理区间、结构优化深度拓展的发展轨迹。这再造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基础，使扩大内需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指出，强大国内市场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依托，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2025年12月8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对2026年的扩大内需工作作了统一部署，这意味着今后我国要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进一步向纵深挺进扩大内需。

图/中经视觉

新的历史起点的“新”在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制度供给优化水平均创历史新高。当今中国经济总量连续十余年稳居全球第二。供给侧方面，中国是全球制造业门类最齐全、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约30%和主要工业品产量居全球第一的国家，同时也是饭碗端在自己手里，谷物、肉类、水果等农产品居全球第一。需求侧方面，超大规模市场不断扩容升级，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率总体上超过年均经济增长率，衣食住行等实物消费量位居全球第一，按世界银行公布的购买力平价法计算，我国已成为全球第一大消费市场。在社会发展方面，我国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总量和基础研究经费不断创新高，污染防治攻坚战向纵深推进，建成了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和清洁电力供应体系。在制度供给方面，实现了改革由局部探索、破冰突围到系统集成、全面深化的转变，各领域基础性制度框架基本建立，许多领域实现了历史性变革、系统性重塑、整体性重构。

新的历史起点把扩大内需推上了新的平台，赋予扩大内需助力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任务。客观上要求扩大内需向广度和深度拓展，同时又强化了扩大内需的可行性，使扩大内需有可扩之处，基础更牢，能够转型升级，具体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扩大内需必须有市场内生性需求扩张基础，基础强弱程度决定空间大小。新的历史起点上的中国是全球市场内生性需求扩张基础最强的国家。我国拥有14亿多人口，按购买力平价计算我国是全球第一大消费市场，其托底因素就是人口规模巨大、基本生活用品消耗量规模显著。同时，公共产品需求量也是全球最大，历次逆周期加大力度实施财政政策稳增长的切入点都是鼎力扩大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和民生保障支出。相比之下，中国不仅人口多、需求潜能大，而且有效需求的积累量和待释放量大。我国现在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超1万美元的国家，截至2025年10月末，人民币存款余额达325.55万亿元，外币存款余额高达1.04万亿美元。全球没有任何一个统一市场区域有这么大的消费群体和当期储蓄资金。欧元区人均GDP虽约为我国的3倍，但人口总量约3.4亿人且居民储蓄率远低于我国；美国人均GDP约为我国的7倍，但居民储蓄率不足我国的1/5、人口总量仅为我国的23%；印度人口数量已超我国，但人均GDP仅为我国的20%。可以说，这些国家的有效需求潜势远低于我国。必须指出，我国的这种特有的超大规模人口和超大有效需求规模并存的格局是前期经济健康发展的结果，是经济增长与居民收入增长同步的充分体现。这些情况表明我国并非有效需求增加潜势弱的国家，推进扩大内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如何把多样化消费意愿和有效需求积累有序地转化为实物消费量和投资实物工作量。

扩大内需是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过程。新的历史起点上的供给体系是强大、完备的供给体系。这一体系不仅规模全球最大，而且能够适配需求变化自发启动革命性改造，伴随科技革命不断增强新质生产力，创造新需求。目前我国已经形成了超大规模、高水平的产业链和供应链。“十四五”期间，新质生产力稳步发展，集成电路、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取得重要进展，高技术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经济增长引擎。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加快融合，带动全员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6%，我国主导的关键节点数量约占全球价值链各行业上下游10大关键节点的一半。同时，我国技能劳动者总量超过2.2亿人。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物流体系高水平国家，具有超大规模运力和运量。“十四五”期间，城市轨道交通运营里程约1.1万公里、居世界首位，“6轴7廊8通道”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已超90%。目前，我国每天约有1亿人次乘坐轨道交通高效通勤，1亿人次乘坐公交穿梭街巷，1亿人次乘坐出租车和网约车“门到门”出行。2024年，日均约1.8亿人次跨区域出行。2025年前11个月，快递件数已突破1800亿件。如此强大完备的供给体系完全可以承接并推动内需规模的再度扩大和深度结构调整。近年来出现的“人工智能+消费”“IP+消费”实际上已凸显出了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供求良性互动所释放的强劲能量。

扩大内需是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互动过程。有为政府所起的作用是立足全局和长远，提振内需并纠偏市场行为。历次扩大内需宏观政策都起到了驱动和托底作用。2008年以来，扩大内需的宏观政策不断加力，特别是在“十四五”期间，宏观政策着力点从单一领域走向全方位，财政政策从积极走向更加积极，货币政策从稳健走向适度宽松，各项宏观政策力度空前。这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起到了强劲的托底和拉动作用。“十五五”期间扩大内需向纵深挺进，需要宏观政策更加有为。这意味着各项政策还要加力，而新的历史起点又为宏观政策加力扩内需创造了空间。截至2024年末，我国政府负债率为68.7%，发达经济体如美、日、法、英等国均在100%以上，而且我国的政府债务绝大部分为建设性债务，资金使用形成了大量实物资产，其中大部分是有收益的基础设施。同时，货币供应量的持续增长并没有引发货币过度贬值。这说明前期宏观政策虽然力度空前还是给后续加力预留了空间。其深层次缘由在于公共产品供给仍有诸多短板，客观上要求政府加大投资，如地下管廊、“双碳”目标落实、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养老服务设施建设、跨区域生态环境保护设施建设等，同时要求央行释放货币直接购买国债，配合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赋能产业结构调整。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原副院长、研究员 白景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