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广大｜老家的那张八仙桌

小时候，家里有一张老式八仙桌。桌脚高高的，几乎能齐到孩子的额头。它四四方方，每边正好容两人并坐，合起来恰是八仙共聚，于是得了“八仙桌”这个响亮又吉祥的名字。

这张八仙桌形态端庄，结构严谨，全凭榫卯相扣，不见一钉一铆。仅由桌面、桌腿、牙板和横枨四部分，便稳稳地撑起一片天地。它线条简练，周身光素，没有繁复的雕花，却自有一股方正大气，是典型的明式家具风味。这样的桌子，若不受外力摧折，历经两三百年也依旧牢固如初，难怪如今成为不少藏家心头的珍宝。

这张八仙桌，听爷爷说，是出自我们十里八乡公认的木匠大师——标如阿伯之手。标如阿伯手艺之精湛，在当时有口皆碑。他做木匠活，不紧不慢，自有章法。选料时，他用指节轻叩木材，听其声，便知干湿与纹理的疏密；下料时，他眼神如尺，墨线弹得笔直，分毫不差。最绝的是他的榫卯工艺，那些榫头与卯眼，看似寻常，却在他斧凿刀削间，达到了严丝合缝的境地。组装时，无需铁钉，亦不用胶粘，只需用木槌轻轻敲击，各部件便如血肉般自然契合，浑然一体。成器之后，结构之严谨，即便悬空提起一只桌脚，整个桌子也纹丝不动，稳如磐石。经他手做出的家具，线条流畅，比例匀称，不仅耐用，更有一种难以言传的气韵。

从我记事起，这张八仙桌就立在老家的堂屋里，算得上是一家的大件。平日里它总是静静地靠墙摆放，两旁各配一把直背椅，像一位温和宽厚的长者，不言不语，却镇得住整个厅堂的气场。

这张桌子不独属于我们家，更是半个村子的“公共财产”。乡邻们遇有红白喜事，若家中器物不敷使用，便会来我家商借这张八仙桌。每当这时，爷爷总会爽快地应承下来，并帮着来人一起，小心翼翼地将桌子抬去。在别人的厅堂里，它同样担当起核心的角色：喜宴上，它承载着佳肴美酒，也承载着欢声笑语和对新人的祝福；丧礼中，它摆上香烛祭品，默默承受着亲友的哀思与缅怀。事毕后，桌子被送回，总会被打扫得干干净净，有时桌角还会系上一小段红绳，那是主家为表感谢留下的吉祥印记。

一到过年，或家里来了贵客，爷爷便会郑重其事地将它移至堂屋中央。他用软布蘸上清水，从桌面到牙板，再到马蹄形的桌腿、背面的井字托枨，一一细细擦拭干净。随后，四周摆上四条长板凳，原本朴素的堂屋，霎时便多了几分庄重与温暖。

八仙桌平时也兼作茶桌，热水瓶、茶杯、茶叶罐散放其上，透着日常的随意。可一到正式宴客，座次就格外讲究起来。背靠墙壁、面朝大门的位置是“上席”，通常由长辈或主宾落座；对面则是“下席”，多是晚辈相伴。长条板凳一字排开，两人同坐一凳，平起平坐，颇有共担共享的意味。

如今，这张老八仙桌还完好地保留着，只是不再常用，被大哥安置在他家三楼的大厅里，成了念旧的摆设。偶尔想起儿时一家人围坐桌边的热闹场景，心里便泛起一阵暖意。对于重视家族观念的客家人来说，人丁兴旺、枝繁叶茂，是深植于心的期盼。三人一桌固然温馨，四人一桌更添热闹，却总不及八人围坐来得圆满气派。

无论是年节祭祖，还是婚丧嫁娶、做寿乔迁，八仙桌总是仪式中的主角。它端方稳重的形态，既撑得起大雅之堂的庄重，也担得起寻常人家的烟火气。即便厅堂再简朴，只要摆上一张八仙桌、两把椅，整个空间便仿佛有了主心骨，安稳而平和。

而今，村里的新房子越来越多，客厅里摆的多是沙发茶几、转盘圆桌，鲜少再见到这般高脚的八仙桌了。它像是从另一个时代走来的老者，沉静地立在现代化的角落，身上交错着不同时光的印记——那上面有年夜饭时汤碗烫出的浅痕，有祭祖时香烛滴落的泪迹，有我儿时趴着写字留下的铅笔印，也有不知哪次喜宴沾上、再也洗不掉的淡淡酒渍。

前些日子，我带着外孙回老家。小家伙好奇地摸着冰凉的桌沿，仰头问我：“外公，这个高高的桌子是做什么用的？”我一时语塞，竟不知从何说起。最后只将他轻轻抱起，让他看清桌面上那些深深浅浅的纹路。阳光透过窗棂照进来，木纹如水波般流转，仿佛还能照见往昔八人围坐时，那些举起又放下的碗筷，那些说出口和未说出口的话。

作者简介:：

刘广大，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中华诗词学会会员、珠海市作家协会会员、广东岭南诗社社员。现任广东散曲工委副秘书长、珠海市诗词楹联学会副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三灶诗词楹联学会理事兼副秘书长。作品散见《广东电视周报》《羊城晚报》《南方日报》《珠海特区报》《梅州日报》《广东诗词》《青年文学家》《长乐文艺》等，荣获首届“伶仃洋杯"全国诗词创作大赛三等奖、首届“莲洲杯"诗词创作大赛优秀奖、粤港澳大湾区2025年度诗词评论突出贡献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