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体弱多病去东北，当师职后病休两年半，也有“战绩”：添俩儿子

1945年的秋风里，河北丰润县显得格外萧瑟。

杨永松两口子站在一个小土包前，刚钉好的那口薄棺材里，装着他们才两岁的大儿子。

要是放在太平日子，这事儿能把天都塌下来，当爹妈的非得大病一场，好些日子缓不过劲儿来。

可那会儿，这两口子——杨永松和他怀着身孕的媳妇——甚至都没工夫多哭两声。

刚把孩子埋好，抹了一把脸，两人就咬牙站了起来，接着赶路。

为啥这么急？

因为上头给的任务不是让你搬家过日子，而是去“抢地盘”。

国民党那边也在往东北赶，这就是在拼脚力。

延安那边算盘打得精，没派多少整编大军，派的全是干部。

这道理明摆着：东北不缺拿枪的，缺的是能带头、能建立政权的“主心骨”。

杨永松就在“山东干部第一队”里，这一百来号人，都是这盘大局里的棋子。

这一路走得那叫一个苦。

从陕北出发，得先去山东，再转道去东北。

地图上看着没多远，可为了避开敌人的眼皮子，这就不能走直线，得绕大圈子，路程一下子翻了好几倍。

杨永松当时的情况，简直是把所有的难处都凑一块了：身子骨垮了，老婆大肚子，还要赶时间。

还没动身，严重的肠胃炎就找上门了，他连迈步都费劲。

再加上媳妇手里还得拽着那个两岁的大宝。

这配置，怎么看都不适合急行军。

可在大局面前，个人的这点难处，被压缩到了极限，压根不算事儿。

那个死在半道上的孩子，说白了就是被路途颠簸给折腾没的。

加上缺医少药，原本的小毛病硬是拖成了夺命符。

这对杨永松夫妇来说，代价太大了。

当初在延安抗大，两人没经验，把每个月发的保健费、媳妇纺线挣的那点辛苦钱，全贴补在这个长子身上了。

日子虽穷，孩子却是心里的念想。

如今，念想断了。

能歇歇脚吗？

想都别想。

当时的形势是，谁先踏进东北，谁就能在那片黑土地上扎下根。

杨永松是老资格的政工干部，身上背着接收和整编部队的重担。

于是，埋完孩子继续北上，看着是不近人情，可那是没办法的办法，是为了大局必须做的选择。

凭着这股狠劲，他们硬是撑到了沈阳。

在那里，杨永松见到了陈光，紧接着又被引荐给了罗荣桓。

别看杨永松那时候病怏怏的，资历那是真硬。

抗战刚开始，他就是115师主力的笔杆子——师政治部秘书长。

1943年去延安进修前，组织上为了照顾他，特批了他成家。

这里头有个细节挺有意思。

按照那会儿的规矩，想结婚得够“二八五团”的杠杠——28岁，正团级。

杨永松那年才26，职务是团政治部主任，两条线都没够着。

组织为啥给开了绿灯？

理由既实在又暖心：这一去延安路太远，中间还要穿过日本人的封锁线和国民党的地盘，搞不好命就没了。

为了对人家姑娘负责，也对干部负责，这事儿就批了。

这就能看出来，原则归原则，组织心里还是有本“人情账”的。

到了地头，杨永松干上了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副秘书长。

这官有多大？

那时候部队编制乱得很，旅、师都混叫团。

等到1946年6月正规化改成师一级后，这个副秘书长起码是个副师级。

要是放到1949年有了兵团建制，那就是副军级的大员。

在那个扩充兵马的关键时候，政治部最重要的活儿就是“消化”。

一边要把出关的老底子编成能打大仗的野战纵队；另一边，还要改造那些五花八门的收编队伍。

这活儿最耗神，也最累人。

正当杨永松想甩开膀子大干一场的时候，身体彻底对他罢工了。

1946年4月，谭政带着另一拨干部班底到了东北，两边的政治部合并。

原先的主任陈正人去了前线，谭政接手。

就在这时候，杨永松的肝病犯了，再加上痢疾怎么治都不好，整个人彻底倒下了。

摆在他跟前就两条路：

一是硬撑着赖在机关里，一边干活一边治；

二是彻底交权，去后方大连养着。

这选择太难了。

东北战场正从挨打转向反攻，正是建功立业的黄金期。

这一走，那就是跟这场宏大的战争叙事说拜拜。

可他的身体状况，已经不由得他选了。

最后，他只能被送去大连养病，离开了指挥中心，也离开了火线。

这一躺，就是两三年。

当四野的大军在黑土地上横扫千军的时候，杨永松只能在病床上跟病魔斗。

虽说没捞着仗打，老天爷倒是补了他点别的。

在大连养病那几年，家里先后添了两个大胖小子。

这大概是对他在进军路上夭折长子的一种迟到的补偿吧。

1949年2月，平津那边打完了，大局已定。

身体刚好点的杨永松坐不住了。

他拖家带口从大连赶回沈阳，进关找大部队要工作。

那会儿，四野大军正磨刀霍霍，准备下江南。

组织这回给他安排了个好差事：新组建的战车师（坦克师）政委。

这是个高科技兵种，多威风，代表着军队现代化的脸面。

杨永松摩拳擦掌，都准备好跟着大军一路打过长江去了。

谁知，命运又给他开了个玩笑。

4月以后，四野主力南下，战车师却被留在了北方。

道理很简单，全是地形闹的。

南方水网密布，到处是水田，重型坦克开过去就是活靶子，非但没用，还得成累赘。

杨永松想上前线发光发热的念头，因为客观条件不允许，又泡汤了。

回头看杨永松这段日子，你会觉着特别“拧巴”。

该跑路抢时间的时候，身体最差；该建功立业的时候，不得不去养病；最想跟着大军南下的时候，却因为兵种不对路被留下了。

建国后，他先后当过华北军区装甲兵政治部主任、北京军区工程兵政委，一直干到1978年当了顾问，最后以副兵团职离休。

从1945年那个埋葬孩子的路口开始，他走的每一步，都不是为了自己爽，而是为了配合那个时代巨大、精密、有时候甚至显得冷冰冰的战争机器运转。

但也正因为有无数个像他这样，甘愿牺牲小家、忍着病痛、听从指挥的“螺丝钉”，这台大机器才能最终把旧世界碾个粉碎，造出一个新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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