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愿军逼近三七线，韩先楚发来一封电报，彭德怀急忙下令停止追击

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结束之后，敌人虽然全线退守三八线以南地区，但是其“继续发动战争”的决心并没有改变。当时，为了争取时间整训部队，然后再次发动战争，敌人方面抛出了“停火谈判”的论调，以迷惑世人。实际上，刚刚上任的美军第8集团军司令兼“联合国军”地面部队司令李奇微，很快便在三八线以南地区构筑了两道基本防线和三道基本防线，甚至叫嚣着只要时机成熟，便要恢复攻势。

面对这种形势，毛主席高瞻远瞩，决定主动向敌人发起进攻，以占据政治上和军事上的主动。在毛主席的指示下，彭德怀很快做出了部署：集中志愿军6个军和朝鲜人民军3个军团，对敌人实施进攻，首先突破三八线，歼灭位于第一道基本防线的南朝鲜军；如果战事发展顺利的话，则继续向南推进，粉碎敌人第二道基本防线，占领汉城和春川、洪川、襄阳、江陵一线，不给敌人任何喘息的机会。

1950年12月31日下午5时，彭德怀下达全线进攻的作战命令，拉开了抗美援朝第三次战役的大幕。很快，由韩先楚率领的志愿军右纵队（下辖第38军、第39军、第40军、第50军，外加六个加强炮兵），迅速突破三八线，先后摧毁了敌人两道基本防线。与此同时，由吴瑞林率领的志愿军左纵队（下辖第第42军、第66军外加一个加强炮兵团），也深入敌人防御纵深，持续向南推进。

随着战役的持续进行，敌人在三八线以南的防线全面崩塌，美军第8集团军司令兼“联合国军”地面部队司令员李奇微，无奈下达了全线撤退的命令。战至1951年1月4日，志愿军右纵队之第39军成功攻入汉城，并向溃逃的敌人发起追击。志愿军攻占汉城的消息传回国内之后，国内举行了盛大的游行庆祝活动。然而，此时的彭德怀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因为他时刻关注着瞬息万变的战场局势，生怕有什么闪失。

当时，彭德怀恼火不已，对着身边的同志说道：“国内搞游行庆祝，庆祝我们解放了汉城，而且还喊口号，说什么胜利就在眼前了，要一举把敌人赶到大海里去。我认为，这种速胜论的观点是非常可怕的，有些人只知道我们打了胜仗，可是他们根本不知道我们目前的困难，也根本不知道战场上的实际情况。我总觉得，敌人这次溃退很可能是一个陷阱，说不定会在什么地方给我们来一个反击。”

1月7日，志愿军先头部队已经逼近到了三七线。这天晚上，焦虑不安的彭德怀决定召开一次军事会议，共同研究一下志愿军下一步的作战行动，看看大家都有什么想法。在会议上，彭德怀开门见山地讲明了自己的判断，以供大家充分讨论。彭德怀主要讲了三点：

第一点，这次战役，我们成功突破三八线，将战线南推了80到110公里，已经逼近三七线。可以说，我们取得了重大的胜利。不过，从截至目前的战果来看，我们共计歼敌1.9万余人，而且大多数是南朝鲜军队。可以说，敌人的主力特别是“联合国军”并没有受到太大的打击。我们一定要有所防备，不能因为取得了一定的胜利，而产生盲目乐观情绪，一定要小心敌人的反扑。

第二点，我们入朝参战已经两个多月了，经过连续三次的大规模作战，我们的部队现在十分疲劳，伤亡和病员也日益增多，急需要进行休整补充。而且，随着我们将战线大幅度南退，我们前线部队和后方的距离越来越远，这让本来就十分困难的后勤补给，变得越发艰难。可以说，我们现在面对的困难是非常严峻的，我们要好好分析研究一下，接下来怎么打？

第三点，我比较担心的是，随着我们逼近三七线，有一个问题就摆在了面前。目前战场上的形势，和几个月之前朝鲜人民军面对的局势如出一辙。当时，由于朝鲜人民军持续南进，结果狡猾的敌人来了个仁川登陆，一下子将朝鲜人民军拦腰切断，战场局势也随之陡转直下。现在，我们的先头部队已经逼近到三七线，如果我们继续追击敌人的话，保不齐敌人还会再来一个仁川登陆。到了那个时候，我们就非常危险了。

彭德怀讲完以上三点之后，随即又说道：“随着我们突破三八线、逼近三七线，敌人一退再退。在胜利面前，我们有些人可能脑子已经发热了，已经产生了轻敌速胜的思想，认为只要我们继续向敌人发起追击，那么就可以把敌人赶到大海去，取得战争的最终胜利。我想，这种看法是不符合战场实际的，在军事上也是不可行的。”

彭德怀的观点很明确，就是首先要克服“轻敌速胜”的思想，其次要慎重考虑是否继续追击敌人。其实，早在第三次战役打响之前，彭德怀就曾分析过志愿军将要面对的局势。彭德怀告诉邓华、洪学智等人：“中央已经决定派杨得志第19兵团入朝了，要抓紧时间和他们联系，让他们尽快行动。第三次战役打响之后，我们的主力部队都在三八线以南了，第19兵团要是不快点入朝，那么我们的后方就空虚了。这是兵家大忌啊！”

就在大家充分讨论下一步作战行动之时，在前线指挥部队的韩先楚，从战场上发来了一封电报。韩先楚在电报中说道：“在前面作战的部队极端疲劳，困难太多。三八线以南沿途的群众跑光，敌人把房屋烧了，粮食抢光，使部队吃饭、休息都很困难，体力大大减弱。我们后勤供应又跟不上，前线部队急需粮食、弹药等补充。如果不增加新的力量，仅仅靠现有的兵力，想发动大的攻势，显然是不可能的。”

同时，韩先楚还在电报中说出了自己的看法：“我们突入敌人纵深约80到110公里，表面上好像是敌人一触即溃，但是从敌我接战的情况来看，敌人根本不与我们做过多接触。我们一发起进攻，敌人就开始南撤，这明显是有计划性地撤退，其用意非常明显，就是引诱我们持续追击。待我们追击到一定程度之后，或许敌人就会向我们发起反击。因此，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再追击了！”

作为身在前线的将领，韩先楚发来的电报是非常客观实际的，如实向彭德怀反映了当前部队的困难和自己对敌情的判断。而韩先楚反映的这些情况，与彭德怀的担忧是完全一致的。在看过韩先楚的来电之后，彭德怀更加坚定了自己的判断和观点。于是，1月7日晚上，在反复研究讨论之后，彭德怀很快作出了决定：立即停止追击，并结束第三次战役。

1月8日，在志愿军的持续追击下，李奇微指挥“联合国军”撤退到三七线附近的平泽、安城、堤川、三陟一线。当天，鉴于敌人的后撤似有计划进行，有“诱我深入”的企图，因此彭德怀急忙下达了停止追击的命令。至此，抗美援朝第三次战役宣告结束。此战，志愿军在朝鲜人民军的配合下，迅速突破三八线，摧毁敌人既设防线，并突入敌人防御纵深，粉碎了敌人争取时间、整军再战的企图，共计毙伤俘敌1.9万余人，其中志愿军歼敌1.2万余人。

在抗美援朝第三次战役中，无论是韩先楚从前方发来的电报内容，还是彭德怀对战场情况的判断，都准确地表明了志愿军面对的实际困难，同时准确预判了敌人“一触即溃”的真实意图。《孙子·谋攻》中有云：“知彼知己者，百战不殆。”意思是，在带兵打仗的时候，不仅要了解己方的情况，而且还要掌握敌人的情况，这样才能取得战争的胜利。可以说，彭德怀和韩先楚在第三次战役中都做到了这一点。

首先，来说“知己”。就当时的情况而言，志愿军面对的最大的困难有两点：一是部队连续作战，十分疲劳，从第一次战役到第三次战役，志愿军首批入朝参战的六个军（第38军、第39军、第40军、第42军、第50军和第66军）都打满了全场。俗话说，疲惫之师，难以言胜。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强行持续投入作战，那么不仅发挥不出来应有的战斗力，而且还会被敌人找到可乘之机。因此，正如韩先楚所言，如果不增加新的力量，仅仅靠现有的兵力，想发动大的攻势，显然是不可能的。

二是后勤供应非常困难，这不仅仅体现在志愿军后勤保障条件、运输手段的落后上，自从志愿军入朝之后，敌人的飞机就不断对志愿军后方进行狂轰滥炸，导致大批后勤物资堆积在后方，就是没办法运输到前线。更为严重的是，随着志愿军将战线南推，也就意味着后勤运输线被拉长，这更是加重了后勤供应的困难。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一支军队如果没有良好哪怕是正常的后勤供应作为支撑，即使意志顽强、士气高涨，那到头来还是会打败仗。

由于当时志愿军面对的这两点困难，所以无论如何也不能将第三次战役继续进行下去。因此，韩先楚提出的“不能再继续追击”的建议，以及彭德怀作出的“立即停止追击，并结束第三次战役”的决定，从我军实际来看，是非常正确的。这是彭德怀和韩先楚，充分“知己”的结果，而做到了“知己”，就意味着不会给敌人可乘之机；不给敌人可乘之机，那么我军自然就会立于不败之地。

其次，来说“知彼”。在第一次战役和第二次战役中，志愿军给予敌人沉重的打击，歼灭了敌人大量有生兵力。因此，当时敌人的意图是“争取时间休整部队，等恢复实力之后再发动攻势”。敌人的这个意图直接体现在其军事部署和作战方针上。在第三次战役中，李奇微的军事部署是，在三八线以南构筑了两道基本防线和三道机动防线，其目的是加强防御纵深，进行逐次防御。这样的军事部署有两点好处：一是增加了整体防线的“弹性”，即使被突破，也不至于满盘皆输；二是可以进行消耗，不断弱化志愿军的攻势。试想一下，一拳打在棉花上，就是这个道理。

另外，在作战方针上，李奇微下达了“能守则守、不能守则有秩序撤退”的命令。这一点，也正如韩先楚在电报中反映的：“我们突入敌人纵深约80到110公里，表面上好像是敌人一触即溃，但是从敌我接战的情况来看，敌人根本不与我们做过多接触。我们一发起进攻，敌人就开始南撤。”更为重要的是，李奇微的这个作战方针，真实用意是“诱我深入”。试想一下，如果敌人不能战，没有力量战，那么肯定会提早撤退到安全的地方。可是，敌人为何偏偏是打一下才撤一下？这说明敌人还想战，只是在找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点来战。

幸好，彭德怀和韩先楚洞察先机，做到了“知彼”，及时识破了李奇微的阴谋诡计。如果，彭德怀和韩先楚没有做到“知彼”，仍然持续追击敌人，那么后果必然是灾难性的。从李奇微“在第三次战役之后不久，便发动大规模攻势”的事实来看，他在此之前是有“诱我深入，然后反击”的计划的。正是因为彭德怀和韩先楚，做到了“知彼”，才避免一次可能出现的危险局面。

多年之后，彭德怀回忆起志愿军逼近三七线之时自己的心情，他说道：“我打了一辈子仗，从来没有害怕过，可是当志愿军突破三八线，一直打到三七线之后，我盯着作战地图，分析着战场局势，感到非常害怕。我倒不是考虑个人的安危，而是眼睁睁看着几十万疲惫的部队，处在敌人随时可能发起的攻势面前的时候，真是害怕得很。我连续几天几夜都睡不好，总想着应该如何摆脱这种困境。”

《孙子兵法》中说：“是故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杂于利，而务可信也；杂于害，而患可解也。”这句话的意思是，明智的将帅考虑问题，总是兼顾到利和害两个方面。在有利情况下考虑到不利的方面，事情就可以顺利进行；在不利情况下考虑到有利的方面，祸患就可以避免。在第三次战役中，志愿军突破三八线，高歌猛进，逼近三七线。对于这种局势，很多人都是乐观的，之所以乐观，是因为只看到了“利”，没有看到“害”。

而彭德怀则在考虑“利”的同时，还敏锐洞察到了“害”。彭德怀能够洞察这个“害”，是因为他做到了“知己知彼”，一方面了解志愿军自身的困难，另一方面掌握敌人的意图。因此，在大家都认为“胜利在望”，提出“速胜观点”的时候，彭德怀却实事求是地作出了“立即停止追击，并结束第三次战役”的决定，成功化解了一次危机。从这个角度来看，彭德怀就是一位“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