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不甘心沦为“二等人”，他们的地位要乌克兰用人命去换

欧洲不想就此沦为“二等人”，他们继续主宰世界的地位和雄心，需要乌克兰用人命去换。

意大利地缘政治刊物《反外交》发表了文章称，部分欧洲政治力量不仅不急于推动和平，反而希望冲突“再持续至少一年半”。

这一言论并非独立的孤论，它与此前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关于“欧洲是和平障碍”的指控，以及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对欧洲“三次错失调解机会”的批评相互印证。

这一切，共同指向一个事实，即欧洲某些决策圈明确希望俄乌冲突进一步延长——和平是必要的，但不是现在。

欧洲的这一认知，使得俄乌冲突的地缘影响进一步扩大，并且已远超过“东欧武装冲突”的框架。冲突初期所呈现的“俄罗斯与乌克兰和西方联盟”的简单二元对抗框架已经是过去式。

当前阶段的本质，已演变为美国与欧盟之间，争夺对欧洲大陆安全秩序与经济架构主导权的纷争。乌克兰的战场，在客观上已成为美欧两大力量就欧洲未来规则进行博弈的棋盘，真正在战争的乌克兰和俄罗斯在这里面扮演的角色只是棋子。

欧洲方面对冲突“延长”的需求，关注点并不是希望通过战争长期化维持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而是源于其对自身在战后秩序中可能被边缘化的恐惧。

欧洲坚持俄乌冲突打下去，标志着现代资本主义联盟内部（即所谓的美西方）在系统性危机压力下，其长期宣扬的“基于规则的秩序”与“共同价值”叙事，已经彻底屈服于西方右翼倾向的地缘安全和世界秩序支配的需求。

目前的欧洲因为俄乌冲突和世界供应链出现系统性危机，联盟内部经济发展不均衡、社会矛盾激化、欧洲影响力降低。

原本构筑的“北约”和PESCO等合作无法平衡欧洲与美国，甚至是欧洲内部对安全和发展的诉求，联盟之间的嫌隙只会越来越大。

欧洲，特别是法德轴心国家，对延长俄乌冲突的诉求，是其统治集团在深刻的结构性矛盾下，为维护自身阶级利益与地缘政治地位作出的不得已的选择。

从最直接的角度讲，延长俄乌冲突是对美国单方面主导和平进程、独占战略收益的激烈反抗。目前，跨大西洋联盟内部核心利益分配已经出现结构性矛盾。

特朗普政府抛下欧洲与俄罗斯进行直接交易的，约定的28条和平条约中，美国以出卖乌克兰部分主权与欧洲战略安全为筹码，换取自身的地缘政治与经济利益。

这种“摘桃子”让欧洲在承受了四年冲突带来的经济衰退、社会撕裂与难民压力后，在政治和安全上彻底被边缘化，一无所获。因此，欧洲政治精英必须全力破坏任何将其排除在外的“美俄乌”快速和解方案。

延长冲突至美国政治周期变化之后（确切地说是特朗普政府任期结束之后），争取时间以强化欧洲自身的谈判地位与军事整合，确保最终的停火方案必须在欧盟的“调停”主导下达成，从而将战后秩序安排的主导权从华盛顿部分夺回布鲁塞尔的北约框架下或者是欧盟框架。

从经济上讲，延长俄乌冲突，可以让欧洲垄断资本有时间应对内部危机、实施危机转嫁并寻求新的利润空间。目前，欧洲军备扩张让法德为首的军工复合体有所恢复，欧洲内部的国防安全要求和增长的国防预算也让这些军工企业得以发展。

但是，除了军工企业之外，德法和整个欧盟都面临着集体性的经济失血，制造业大幅度缩水。能源成本结构性上涨导致传统制造业竞争力急剧下滑，利润萎缩，引发大规模资本外逃。这些资本并未全部流向美国，更多转向了生产成本更低、供应链更稳定、市场更具潜力的亚洲，特别是中国。

延长冲突，一方面是稳定欧洲内部目前脆弱不堪但还能维系的经济地位，另一方面就是拖住时间，为欧洲的经济平稳落地建立缓冲区。如果俄乌冲突结束，欧洲的经济动荡将给美国可乘之机，以特朗普政府的贪婪和破坏规则的本性，欧洲将不得不承受新的压力。

从欧盟在结束俄乌冲突之后的地缘政治角度来讲，无论冲突结局如何，特朗普政府对北约承诺的践踏、对欧洲盟友的公开蔑视乃至对加拿大领土和格陵兰的觊觎，都已明确了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的态度。

美国不再是一个可靠的、以欧洲安全为首要考量的保护者，而是一个可能随时为自身短期利益牺牲盟友的“交易型伙伴”，甚至是潜在的战略竞争者。这迫使欧洲必须严肃准备“后北约时代”的自主防务。战争延续本身，已迫使欧洲不得不实现“战略性自主”这一长远目标。

欧洲从自身战略需求和实际利益需求出发，希望延长俄乌冲突，这是一种欧洲自由民主制度下的短视的昏招。为了欧洲主动权而去延长俄乌冲突，将会给欧洲带来更深更沉重的灾难，可谓是捡了芝麻丢了。

最主要也是最致命的，就是俄乌战争延续后，欧洲的经济不会有任何的好转，且其未来的转圜空间会随着战争的持续越来越小，直至将整个欧洲裹挟进去。

目前而言，东欧前线国家已承受直接的安全风险与难民压力，南欧脆弱经济体在财政紧缩下不堪重负，而德法等核心国家的去工业化和资本外逃进程则在加速。

欧盟赖以生存的内部团结，也会因这种“代价分摊”的不公平而面临最严峻的考验，其战略自主所必需的经济与社会基础正在持续性萎缩。欧洲原本的经济地位就是通过高附加值产业掠夺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财富，并将这些财富二次分配成为国家级的福利政策。

这些高附加值产业正在萎缩，其利润点正在被中国和南方国家压缩，福利政策面临着明显的不可持续的危险，失去了福利政策后的欧洲其核心竞争力和社会基础也会消散，这是一条明显的下划直线。

更关键的是，欧洲所希望的，通过延长俄乌冲突，使欧洲获得调停俄乌冲突的主导权，这本身也并非现实的。目前俄罗斯的战争储备和潜力并没有受到根本性打击，反而在长时间的战争中完成了内部的经济转型。

尽管俄罗斯国内的经济情况不容乐观，但是从整体上来说获得对乌克兰战争的全面胜利并不是天方夜谭。这也使得俄罗斯对俄乌冲突的结果非常有信心，也让俄罗斯有更多的力量和本钱去待价而沽。

美国与俄罗斯谈判的28条是目前俄罗斯能够接受的比较体面结束战争的方法。就算欧洲来主导俄乌冲突的和平谈判，欧洲不可能同时给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领土完整和主权完整，更不可能有足够的利益和外部资源去帮助乌克兰重建和支付战争赔款。

这使得欧洲从根本上就无法完成其战略目标，只能让其陷入更加无能和无助的境地，直到战争以所有人最不希望的方式结束。

欧洲的这一举措，不仅不符合其欧洲内部的需求和发展需要，是一种脱离了实际情况，只为了欧洲内部的需求而提出的政策。更重要的是，欧洲的做法给本就濒临崩溃的世界秩序增加了新的不可控制因素。

冲突一旦延长，本就动荡的国际社会会清楚地认识到，当前的国际社会已经是一个丧失稳定性的、无法依靠联合国和多边协调机构的国际社会。这会导致各个国家进一步加强集团化谈判，并对集团内和国家的安全提出更高的要求。

就目前而言，自俄乌冲突开战之后，全球的安全防务费用上升幅度已连续四年超过历史平均增长水平，且远高于国家正常的经济增长水平。军备竞赛与军事同盟的强化将从欧洲外溢至其他地区，使“新冷战”的阴影愈发具象化，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受到直接挑战。

总的来说，目前欧洲的态度是可以预料到的，但这并不是有利于和平和发展的态度，是基于欧洲自己的需求而非人类共同和平发展的需求。

欧洲无法接受没有欧洲调停的俄乌冲突，是世界秩序中心国家无法在其设定的框架内达成协议的一种体现，也是旧秩序崩溃的直接表征。

美西方的精英和学者们很难跳出原本的思维框架，从人类最原始最朴素的思想去审视俄乌冲突这一已经持续了四年多的战争，不得不说是一种悲哀的必然，也是历史对美西方话语权终结的必然。

文｜张圣坤 俄罗斯乌拉尔联邦大学国际关系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