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的边疆到底延伸到哪里？明朝的疆域到底有多大？

关于明朝疆域的真实范围，历来存在不同解读标准引发的争议。有观点将明朝势力影响所及的所有地区均视为疆域，认为其鼎盛时期覆盖范围超过1000万平方公里，囊括了瓦剌、鞑靼、建州女真等部族势力范围，甚至将影响力延伸至东南亚和西伯利亚。

还有一些其他不同的说法，分别是300多万平方公里、900多万平方公里、1100万平方公里、1200万平方公里、4800万平方公里。这其中最小的说法仅仅只是300多万平方公里，最大的说法却是4800万平方公里，这差距简直是太大了，相差十几倍之多。

据统计，明朝曾册封过144个藩属国，包括东夷1国、东南夷61国、北狄鞑靼8部、东北夷女真2部、西戎72国。但这些地区既未承担赋役，也未建立有效管理，本质上属于文化辐射范畴。明朝真正实现郡县制管理的核心区域是“两京十三省”，即京师、南京及山东、山西等十三个布政使司，面积约350万平方公里。这片土地上设有严密的官僚体系与卫所制度，朱元璋曾自豪地称其“无汉唐之和亲，无两宋之岁币”。如果以这种方式来看，明朝实控确实只有400万平方公里左右。

但，“实际统治”的标准是什么标准？

若以实际行政管辖和军事控制为标准，明朝疆域则呈现明显差异。例如乌斯藏都司、哈密卫等名义上归属明朝的边疆区域，实际由当地贵族自治，既未派驻官吏也缺乏驻军。而西南地区的三宣六慰及旧港宣慰司，虽被赋予宣慰司名号，实际控制权仍掌握在施氏家族等地方豪强手中。史学家普遍认为，只有设置行政机构与驻军体系的地区才能算作有效疆域，据此标准，朱元璋时期实际控制区域约450万平方公里，涵盖辽阳至川贵、云南一线。

明太祖洪武疆域

永乐年间（1403-1424）堪称明朝疆域扩张的顶峰。通过设置交趾布政使司（今越南北部）和奴儿干都司（黑龙江流域），疆域面积短暂达到700万平方公里。

但这一盛况仅维持二十余年，随着仁宣时期战略收缩，交趾于1428年脱离控制；永乐七年设立的奴儿干都司原派有200兵力驻守，名义管辖范围东至库页岛、北抵外兴安岭，但实质仅是“岁遣使往返宣谕”，1434年即遭裁撤；疆域迅速回缩至洪武时期规模。至明朝中后期，瓦剌、鞑靼轮番崛起，至成化元年，蒙古毛里孩、伯加思兰、罗忽、满都鲁部轮番南下侵扰明朝。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河套平原在明朝版图中彻底消失了。1588年，建州女真势力扩张使辽东逐渐失控，最终在万历后期仅维持约400万平方公里的核心统治区，略小于隋朝全盛时期的版图。

明成祖永乐疆域

值得注意的是，自古以来的朝贡体系与羁糜制度却不是说着玩玩而已，它有极大的效用。

明朝对边疆一直是采取差异化治理：在青藏地区通过宗教册封维系名义主权，在东北则依赖卫所制度进行间接管理。这种弹性统治方式虽拓展了文化影响力，却使实际控制范围随国力波动而变化。因此，脱离具体历史阶段讨论明朝疆域难有定论，需结合行政建制、军事存在和实际控制力进行动态分析。

举个例子，乌思藏都指挥使司作为明朝治理藏地的重要军政机构，其建制历程体现了中原王朝对边疆治理的深化。该机构管辖范围涵盖今西藏自治区主体区域（昌都地区除外）及历史上的锡金、不丹等地，形成以拉萨为中心的军政管理体系。

明太祖洪武五年（1372年），随着藏地各部归附，中央政权率先设立乌思藏卫，隶属西安行都指挥使司管辖。至洪武七年（1374年），为强化管理效能，升格为乌思藏行都指挥使司。随着行政体系完善，宣德元年（1426年）在官方文献中正式定名为乌思藏都指挥使司，统辖俺不罗、牛儿宗寨、领司奔等三个行都指挥使司，形成层级分明的管理架构。

明朝最高僧官法王兼任都指挥使且职位世袭，重要官职任免需经中央核准。在行政建制方面，明朝构建起都指挥使司—行都司—卫所的三级体系。除主体机构外，另设朵甘都指挥使司管理康区，俄力思军民元帅府管辖阿里地区，配合十三万户府、四招讨司等基层单位，形成覆盖全藏的治理网络。现存洪武六年（1373年）《任命俄力思军民元帅诰书》、永乐时期《修缮驿站诏令》等档案，印证了中央政令在雪域高原的有效实施。这种治理模式既维护了藏地社会稳定，也为清代"驻藏大臣"制度的创立提供了重要历史经验。

从这一点来看，明朝完完全全拥有对西藏不可置疑的唯一主权。“自古以来”在这就用得上了。

如果是按照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直辖领土标准作为实际控制的标准，那么非常抱歉，只有本朝实际控制过西藏，明朝确实没有实际控制西藏，同样的蒙元也没有实际控制西藏，满清也没有实际控制西藏。标准不同定义自然不同，毕竟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标准只有明朝的两京十三省，满清的汉地十八省符合实际控制的标准。

直辖统治和羁縻统治是不一样的，由秦至明的大一统王朝的直辖一直都在稳步扩张，明的直辖已经是汉族王朝的顶峰了。古典帝国的版图水分大点是正常的，古代王权只能覆盖到城市，而城市都是零星分布的，城市以外大片的权力真空区。直辖和羁縻都是领土疆域只是统治模式不同罢了，直辖控制力更强一些。古代中原王朝，对领土的控制就是这样，控制力最大的区域只能是农耕区汉地，对其他区域的统治方式自然不同，明朝的直辖领土是两京十三省也就是汉地，但是也控制了东北，西藏虽然没有驻军，但是明朝在西藏也设立行政机构，并且设立卫所，也控制了西藏，只不过控制力比较薄弱，但不能因此否定。

若按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绘制，明朝极盛疆域确实达到997万平方公里，但这包含了大量“设卫所而不驻军，封首领而不征税”的虚化区域。现代学者通过《万历会计录》等档案发现，明朝实际岁入长期在2000万两白银徘徊，仅能勉强维持核心区运转——这恰与《明实录》中“云南岁供不及江浙一府”的记载形成互证。当崇祯末年实际控制区缩至350万平方公里时，这个数字背后是陕西饥民“易子而食”的惨状，是江南士绅“田连阡陌而赋税全免”的荒诞，更是卫所兵制崩溃后“九边军士衣不蔽体”的凄凉。

明朝疆域的虚实之辩，本质是中央集权制度与边疆治理能力的试金石。从奴儿干都司的昙花一现到萨尔浒的惨败，从交趾布政使司的得而复失到西藏册封体系的瓦解，这些历史碎片拼凑出的不仅是版图面积的数字游戏，更是一个帝国在集权与放权、扩张与收缩、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永恒困局。当我们在《明史·地理志》的恢弘叙事与《万历邸钞》的琐碎记录间穿行时，或许更能理解：所谓“治隆唐宋”的疆域神话，终究敌不过卫所制度的瓦解与白银经济的崩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