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梅内伊是伊朗的叛徒，是中东的内鬼吗？

自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包括伊朗革命卫队总司令萨拉米、伊朗武装部队司令沙德玛尼、革命卫队情报部门负责人卡泽米以及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巴盖里在内的伊朗军方核心人员，在本月几乎被以色列“换”了一遍。

如此重要的人物接连遇刺，一方面让人有理由相信伊朗内部存在级别极高的内鬼；另一方面，也不由得将目光聚焦到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身上。2025年6月17日，伊朗突然宣布，已做好领导人遇刺情况下的应对安排。此举一方面向外界暗示，伊朗不会因以色列的刺杀行动陷入动荡；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洗清关于“哈梅内伊才是伊朗最大内鬼”的流言蜚语。

实际上，以色列不刺杀哈梅内伊的原因，恰恰在于他并非以色列的“内鬼头子”。而围绕哈梅内伊个人的诸多政治内幕，才是本轮冲突的核心诱因之一。这件事，要从他身上最核心的标签，伊朗最高领袖说起。哈梅内伊身上的所有标签，以及伊朗国内现状的深层根源，都离不开一个人，领导伊斯兰革命的霍梅尼。

在外人眼中，长相颇具威严的霍梅尼或许被视为强硬派宗教领袖；但对于如今的伊斯兰共和国伊朗而言，霍梅尼的地位再怎么推崇都不为过。在经历过伊斯兰革命的伊朗人心中，霍梅尼是革命的化身、旧王朝的终结者、伊斯兰伊朗的精神国父，是获得“伊玛目”称谓、继承伊斯兰先知穆罕默德精神衣钵的最高宗教人士，是设计了伊朗整套政治框架的伊斯兰共和国奠基人，更是被伊朗日复一日传颂的绝对精神领袖。单从这些评价中，就能看出霍梅尼在革命后伊朗所拥有的至高威望。

为了延续这份威望，霍梅尼在革命成功后，依据自己著作中提出的“法基赫的监护”理论，为伊朗设立了“最高领袖”这一职位。明面上，该职位由最具学识、最公正、最有能力的什叶派教士担任，像监护人照顾孤儿一般管理国家事务、执行伊斯兰法、守护民众利益。但实际上，最高领袖在伊朗凌驾于所有政府机构之上，不仅是国家最高权力的拥有者，终身任职制度更让担任这一职位的人成为事实上的伊朗最高统治者。

霍梅尼当选伊朗最高领袖时已79岁高龄，从就职那天起，就注定无法长期任职。而霍梅尼的接班问题，便是此后所有政治风波的开端。其实，霍梅尼的继承人问题本早有定论，伊斯兰革命结束后不久，他就选定了阿亚图拉·阿里·蒙塔泽里作为自己的接班人。

然而，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蒙塔泽里逐渐对伊斯兰共和国的部分政策，尤其是司法公正与人权问题，表达了公开批评。尽管这些批评仍属内部争议，但年事已高的霍梅尼对此极为敏感。在临终前三个月，精神状态愈发不稳定的霍梅尼，以一封措辞严厉的书信，将蒙塔泽里彻底排除在继承人名单之外。这一决定，导致1989年6月霍梅尼去世后，伊朗陷入了巨大的权力真空。

什叶派高级教士们纷纷试图插手最高领袖的传承事宜，为自己谋取更高的政治地位，其中尤以当时的伊朗议会议长阿克巴尔·哈什米·拉夫桑贾尼最为积极。拉夫桑贾尼是当时伊朗政坛最具实力的政客，他敏锐地察觉到这一权力真空带来的机会，希望通过操控新任最高领袖，进一步提升自己的政治地位。

就在众教士为“拥立单一领袖”还是“设立领导委员会”争论不休时，拉夫桑贾尼将目光投向了相对年轻的哈梅内伊。哈梅内伊是霍梅尼的早期追随者，曾担任过八年伊朗总统，但他的宗教地位不高，这让拉夫桑贾尼认定他更容易被掌控。在霍梅尼去世后的权力协商会议上，拉夫桑贾尼假传遗言，声称霍梅尼生前就属意哈梅内伊接班。霍梅尼的儿子也察觉到拉夫桑贾尼的意图，在旁附和。在两人的共同推动下，时年50岁的哈梅内伊，就这样成为了伊朗新一任最高领袖。

但事情的发展，完全超出了拉夫桑贾尼的预料。看似貌不惊人的哈梅内伊，实则是精通政治斗争的天才。成为最高领袖后，他清楚自己的地位完全依赖拉夫桑贾尼的支持，且在什叶派教士群体中几乎毫无威望。因此，任职初期，他先是接受与拉夫桑贾尼“二人共治”伊朗的格局，并在1989年支持拉夫桑贾尼当选权力比以往更大的伊朗总统。

拉夫桑贾尼以伊朗建设主导者的身份，负责政府经济重建与外交政策制定；而哈梅内伊看似主动让权，实则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军事力量的掌控上。他一方面悄无声息地在关键领域安插亲信，建立起独立于政府、只听命于自己的权力网络；另一方面大力扶持伊朗革命卫队，使其不仅发展成为超越伊朗国防军的核心军事力量，更通过一系列经济运作，成长为庞大的经济与政治集团。

随着军权被哈梅内伊牢牢掌控，拉夫桑贾尼的政治地位日渐衰落。等到他意识到自己已被彻底边缘化时，时间已来到2009年，此时的哈梅内伊，早已成为无可争议的伊朗最高领袖。凭借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哈梅内伊得以在伊朗国内随心所欲地推行自己的政策，同时让伊朗在对外政策上展现出极强的行动力。什叶派“抵抗轴心”在这一时期取得的一系列成就，都离不开哈梅内伊对革命卫队的持续投入。

2009年，哈梅内伊已70岁高龄，不得不开始考虑自己的接班人问题。起初，他的时间极为充裕，接班人的选拔标准也十分明确：首先，必须对最高领袖本人绝对忠诚；其次，要秉持坚定的反美反以立场，对伊朗革命理念深信不疑；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点，必须获得核心权力机构的认可与支持，尤其是革命卫队的支持。

当时，哈梅内伊心中有一个完美人选，被西方称为“德黑兰屠夫”、政治上绝对忠诚可靠的易卜拉欣·莱希。自2010年起，哈梅内伊便主动将比自己小21岁的莱希作为接班人培养：先是安排莱希管理什叶派教士基金会，2019年又任命他为手握重权的司法总监，2021年更亲自推动莱希当选伊朗总统。从表面上看，莱希必将按部就班地成为下一任伊朗最高领袖。

一场意外，却彻底打乱了这一切。2024年5月19日，莱希乘坐的直升机在伊朗西北部东阿塞拜疆省失事。伊朗官方经过详细调查后，认定该事件纯属意外，莱希的死因与以色列的刺杀无关。但这场意外，不仅打乱了哈梅内伊十多年的接班布局，更给本就紧张的中东局势按下了“加速键”。

对于以色列而言，对手莱希的突然离世，实则是一件弊大于利的事。短期来看，以色列仅能收获“抵抗轴心”指挥链暂时中断、伊朗对胡塞武装的支持出现短暂波动的微弱收益；但长期来看，以色列失去了莱希这个“可预测的伊朗继承者”，未来可能面临一个更难预测、更强硬的对手，尤其是若革命卫队的将军们接管伊朗政权，以色列将直面一个完全军事化的伊朗，全面战争的风险会大幅上升。

因此，莱希去世后，以色列对伊朗局势的态度可用“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来形容。而伊朗方面，在突然失去莱希后，必然要经历重新选拔继承者的动荡期。如今的局势已不同于15年前，85岁的哈梅内伊所剩时间已然不多。为确保伊朗政权能在不稳定的外部环境中平稳交接，除了从内部快速选定下一任继承者，伊朗再次将目光投向了核武器，毕竟有朝鲜的先例在前，若伊朗能手握核弹，无论继承环节出现何种变故，至少能保障伊斯兰政权的存续。

于是，莱希遇难后，伊朗开始秘密加速核计划。而始终对此高度敏感的以色列，自然将这一行为视为伊朗局势失控的信号。对以色列而言，有两大核心红线不容触碰：一是绝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二是绝不允许革命卫队的将军们成为伊朗领导者。再加上历史原因，以色列信奉“以暴制暴”的逻辑，便有了本月的一系列行动：一方面通过打击伊朗核设施，减缓其核研究进度；另一方面展开对革命卫队指挥官的定点刺杀，直接清除那些可能继承政权的潜在人选。

至于哈梅内伊，只要他还在世，就意味着伊朗暂时不会陷入完全失控的状态。因此，无论哈梅内伊是否被传言为“内鬼”，他都不会成为本轮冲突中以色列的下一个刺杀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