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二年一月十五日,沈阳的早晨格外寒冷。时任东北工业部副部长兼军工局局长的乐少华,在家里用一把旧手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那年他四十九岁。留在桌上的材料反复解释他此前同意给七名负责军工生产的干部发手表,是为了让他们能够准确掌握生产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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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事件让很多了解他的人内心一震,也把记忆一下子拉回到十八年前的冬天。那是一九三四年在皖南的谭家桥。当时,乐少华是红十军团的政治委员。谭家桥战斗十分惨烈,红十军团被敌人冲散了。已经率部分战士突围的军团参谋长粟裕,听说政委乐少华中弹负伤后没有出来,他毫不犹豫地转身杀回枪林弹雨,硬是把乐少华从尸堆中背了出来。而就在此前的几个月,身为政委的乐少华和负责军事指挥的参谋长粟裕之间,曾发生过不少分歧。
乐少华一九〇三年出生于浙江镇海,早在一九二七年三月,他就参加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在闸北区和军阀部队真刀真枪地作战过。这段工人运动的经历,使他被组织选派前往苏联学习。
一九二七年春,二十四岁的乐少华被送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他的同学中有王明、博古等人,一九三一年学成回国后,他先在上海负责秘密电台工作,直到一九三二年才来到中央苏区。
一九三四年七月,中央决定把红七军团改编为“北上抗日先遣队”,向闽浙皖赣边界地区行动,乐少华担任这支部队的政治委员。当时的军团长是只有二十二岁的寻淮洲,而参谋长是二十七岁的粟裕。此时乐少华的头脑里,装满了在苏联学到的那套强调正规化的治军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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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少华的想法和北上抗日先遣队原先的游击战术,很快就在指挥上有了冲突。乐少华一到任后,便开始推行部队“正规化”。他甚至详细规定作战计划怎么写、夜间宿营时枪支怎么摆放,并时常批评部队原有的游击习气。这让依靠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在闽浙赣边区站稳脚跟的寻淮洲和粟裕感到很不适应。
在一次作战讨论时,矛盾爆发了。粟裕建议部队趁夜色从崎岖的山路迂回偷袭。而乐少华当场反对,认为这不符合正规作战,容易使部队产生混乱。军团长寻淮洲上前解释,说部队目前人少枪差,不出奇招难以取胜。乐少华则强调苏联红军的正规打法才是正确的。指挥所里的气氛顿时很压抑。
在当时,政委有着最终决定权。政委是中央在部队中的直接代表。违抗政委的决定,在性质上会被认为是对组织决定的不服从。
在一九三四年八月福建的一次战斗中,粟裕左臂缠着绷带从火线返回指挥所,他在抵近侦察时被流弹擦伤。军团长寻淮洲正趴在地图上,见他进来立刻招手:“来得正好,侦察员说李默庵的部队可能在调动。”
粟裕凑到地图前,用手指沿一条小山沟划过去,低声说:“如果部队能连夜从这里穿插过去,也许可以打掉他们的运输队。”寻淮洲点头,两人随即商讨起作战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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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突然一声手掌拍击桌面的闷响打断了他们。政委乐少华站在门口,脸色很严肃。他盯着粟裕:“参谋长,你的作战方案为什么没有在政委会议上提出?这是严重的程序问题,是游击习气!”他又转向寻淮洲,“军团长同志,指挥部队必须讲求制度。”
粟裕站直身体,伤口传来一阵疼痛。寻淮洲向他解释这是刚得到的紧急情报。乐少华没有听完,转身离开,留下一句很硬的话:“所有行动,必须按照正规程序上报批准。”这一拍,在军事指挥员心中留下了疙瘩,也为后面的事埋下了伏笔。
一九三四年九月,在浙江江山县附近,红七军团击溃了国民党李默庵部的一个先头团。敌军溃散,慌乱地向睦州方向逃窜。粟裕从望远镜中看到这一情形,立即向寻淮洲建议全力追击,以扩大战果。
寻淮洲表示同意,正准备下令。这时乐少华赶了过来。听完简要汇报后,他反对追击。“追击行动必须先有周密计划并上报,”他说,“敌军败退可能是佯装,我们的部队作战后也需要休整。”寻淮洲建议说战场机会转瞬即逝。乐少华态度坚决,他动用政委的最后决定权制度,命部队原地警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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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小时后,侦察兵回报,李默庵的溃兵已在后方重新组织并构筑了工事。一个眼看就到手的胜利,就这样白白失去了。自此,部队的指挥协调变得更加困难。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根据中央军委命令,红七军团和方志敏率领的红十军合并,组成红十军团。乐少华继续担任政委,军团长为刘畴西,寻淮州为副军团长,粟裕仍为参谋长。
一个多月后,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四日,部队行进到安徽太平县谭家桥一带,陷入了国民党军补充第一旅(旅长王耀武)预设的埋伏圈。战斗异常激烈。副军团长寻淮洲在带头冲锋时身负重伤,不久牺牲。红军被敌军重重包围,部队陷入混乱。乐少华指挥突围时,一颗子弹击中他的右胸,他倒在阵地边缘。国民党士兵正准备搜捕他。
这时,已带领部分战士冲出去的粟裕发现政委没有跟上。他问了身边战士有没有人看见政委,有人报告说看见政委中弹倒地。粟裕没有犹豫,抓起一挺机枪,向周围战士喊道:“跟我回去,救政委!”他随后带领十多名战士,转身杀回枪弹横飞的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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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少华躺在血泊中,此时意识已经模糊。他听见喊杀声,接着看到粟裕一边开枪一边冲到自己面前。“还能动吗?”粟裕问他。乐少华想说话,口中却涌出血沫。随后粟裕率战士们背着乐少华奋力冲出了包围圈。战场上粟裕这个放下过往嫌隙、回头救人的行为,成为红十军团很多老战士终生难忘的一幕。
谭家桥的这一枪,彻底改变了乐少华的人生轨迹。他因伤势太重,没有办法再和粟裕、刘英等人继续组建挺进师进行作战,只得秘密转回浙江老家养伤。在伤愈之后,一九三六年八月,他历经艰辛,终于来到陕北保安,重新找到了党中央。但此时他的身体状况已不允许他再回到一线作战部队。
一九四二年,乐少华向组织提出希望能够从事军工方面的工作。就这样,他的战场从最前线转向了大后方。他被派去管理陕甘宁边区的茶坊兵工厂。这个工厂的生产条件很是简陋,起初只能维修枪支、制造少量的土制手榴弹。乐少华在这里发挥了他善组织的长处。他团结厂内的技术工人,还保护了一些从白区来的,背景比较复杂的老技师,让他们安心工作。他带领大家钻研技术,逐步改进设备和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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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抗战期间,这家工厂为八路军、新四军生产了大批手榴弹和地雷,并复装了大量子弹。乐少华在这个听不到前线枪炮声的地方,找到了自己新的位置,为前线战斗的胜利付出了自己的心血。
新中国成立后,乐少华继续从事他熟悉的军工工作。一九五零年,他被任命为东北工业部副部长兼军工局局长,主管八一、五二等大型军工厂,为正在进行抗美援朝的前线部队研制和生产军事装备。
一九五一年冬,东北几家军工厂的干部向他反映了一个现实困难:由于东北冬季严寒刺骨,干部们去车间检查生产进度时,总要掏出怀表看时间,反复摘戴手套十分麻烦,耽误工作。有人提出,能不是可以给几位主要负责同志配发手表。乐少华了解情况后,认为这确实是工作需要,便写下批条为七名干部配发手表,费用由公家支出,并做了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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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手表属于贵重物品。一九五二年初,“三反”运动开始。有人把这事作为“集体贪污”的线索举报。调查组很快就进驻工厂,事情被层层夸大。乐少华反复向组织解释,手表是为了工作,且有登记。但在当时越来越紧张特殊的气氛下,没有人听他的辩解,他身上的压力一天比一天大,最后有传言他还涉倒卖炸药、放贷等问题。
一九五二年一月十五日,乐少华在沈阳的家中写下遗书,用那把旧手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那年他四十九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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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京的粟裕得知这位老战友去世的消息后,沉默了很长时间。他对身边人提出:“乐少华同志,过去工作上有过错误,但后来也为革命做了事。可惜了。”一九八零年五月三十日,中央为乐少华恢复了名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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