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曾亲自教此人开保险柜，临终前把妻子托付给她，此人是谁？

1975年深秋的一个清晨，北京阜外医院的病房里飘着酒精味。输液架下，周恩来轻轻抬手，对站在床边的女秘书说了句微弱却坚定的话：“握一下手，你要多替我照看大姐。”这名被托付重任的年轻人，正是外界并不熟悉的赵炜。她不是开国元勋，也非功成名就的将领，却在周恩来生命最后的日子里，成为他最放心依靠的人。许多人好奇：赵炜凭什么赢得如此信赖？

要搞清楚这段缘分，还得把时间拨回二十年前。1955年4月，中南海里春意正浓。从华北调来的机关干事赵炜接到通知——去西花厅报到。当时她不过二十三岁，写材料、编报表是拿手活，可要给总理办公室服务，心里还是打鼓。入职那天，同事只是淡淡一句：“去了就知道。”于是，这个身材瘦小的北方姑娘，提着报夹，跨进了那扇刻着寿山石门钉的大门。

头一个月，她压根没见过周恩来。西花厅前后院被矮墙隔开，值班室像隐形人一样默默运转。直到某个午后，她急匆匆去机要组取文件，一抬头，看到周恩来与邓颖超并肩沿回廊散步。脚步立刻僵住。卫士介绍：“总理，新来的同志，财经组赵炜。”周恩来伸手微笑：“同志辛苦了。”他话音温润，倒像在长者与晚辈间拉家常。邓颖超也和气地点头，“慢慢就熟悉了。”短暂寒暄，却让赵炜心里一热。

周恩来工作节奏紧得像发条。那一年“大跃进”正在发动，全国炼钢数字飞涨。为了让总理随时掌握进度，办公室弄了块比黑板报还大的记录板，每天由赵炜手写更新。有次数字写完，总理皱眉：“是不是写错？”赵炜肯定回答：“核过三遍，没问题。”原始报表摆上，果真她没差一位。周恩来笑意不多，却把信任悄悄记下。

信任最惊心动魄的一幕发生在1961年冬。午间，周恩来把两把沉甸甸的钥匙递给赵炜：“帮我开下保险柜。”钥匙入口不转，柜门纹丝不动。她只好认输。周恩来没怪罪，只耐心示范：顺时针三圈，停；逆时针一圈，停；再顺回原点，一推即开。柜里躺着傅作义上交的存折，数额巨大。周恩来要她复点，一开始少了一个零，差点闹笑话。可正是这一次，从开柜到关锁，总理把全部细节交给赵炜，等于把机要放进她手心。

1965年，赵炜因严重风湿被安排去北戴河疗养。领导担心她无法继续夜里值班。就在此时，电话响了：“大姐那边缺秘书，你去不去？”“大姐”是中南海对邓颖超的亲切称呼。赵炜几乎没犹豫：去！四个月后，她拄着拐杖回到西花厅后院。见面时邓颖超笑道：“可算把人要回来了。”一句调笑，工作关系瞬间化作亲情。

邓颖超生活节俭却细致。有一次，她想换双平底鞋，自己不便出门。赵炜跑遍西四、西单，锁定一款米色布鞋。回去汇报，邓颖超问：“为什么不直接买？”赵炜解释：“鞋得试，大小、硬软全靠脚感。”邓颖超爽快：“那就走。”赵炜赶紧递上围巾，“店里人多，您只管试鞋，别让大家认出。”果然，刚弯腰试穿，一位干部夫人惊呼“大姐”，场面险些失控。好在赵炜机敏，两人匆匆撤退。上车后，邓颖超拍拍她的手：“像搞地下工作，刺激！”

夫妻间难免拌嘴。1973年夏夜，周恩来神情凝重地出现在小客厅门口，对赵炜低声说：“进去陪陪她，别让大姐难过。”赵炜推门见邓颖超板着脸，便搬来椅子，轻声引她回忆青年时代在天津的女权演讲。“那时多潇洒，谁怕谁？”一句话引得邓颖超莞尔，火气散了。第二天清早，庭院里又见两位老人肩并肩散步，一切如常。

然而，时间不等人。1974年底，周恩来因癌症第三次手术后再未返院办公。海棠仍旧准时绽放，西花厅却少了主心骨。1975年11月，病情恶化的周恩来让秘书电话通知：“请大姐和赵炜来。”半小时后，赵炜随邓颖超抵达。病榻前，周恩来声音沙哑，却清晰：“以后她就拜托你。”这不是客套，是交托。赵炜点头，没有掉泪——她记得邓颖超的叮嘱。

1976年1月8日，凌晨深夜，人民大会堂钟声沉沉。周恩来走完了六十多年风雨征程，终年七十八岁。噩耗传开，中南海草木无声。灵车出发时，邓颖超强忍悲恸，赵炜一直扶在她身旁，寸步不离。从那天起，她成了邓颖超办公和生活的“延伸”，陪伴直至1992年夏天，目送这位巾帼长者也告别人世，整整二十七年。

有人说，赵炜是“最幸运的普通人”。其实，她只是把普通事做到极致：敢负责、守秘密、懂分寸、顾情义。周恩来与邓颖超的世界里，信赖并不轻易下放；一旦交付，便沉甸如山。保险柜的钥匙可以替人保管，老伴的余生却难以估量。周恩来最终选择了她，这便是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