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邓小平最后一次到上海，拉着黄菊嘱咐：要抓住20世纪的尾巴

1994年1月31日清晨，外滩江风带着些许寒意。出租车司机老赵一边握着方向盘，一边嘀咕：“听说明天小平同志要来了，浦东那边怕是又要热闹。”这一句随口的闲谈，为那年的春节埋下了不同寻常的伏笔。

自1988年起，邓小平每逢岁末都会南下。先在深圳停留，再折向上海。他在上海的时间往往不长，却必定要抽空看看这座城市的变样。到了1994年，这趟例行之旅已成高龄老人最后一次踏足黄浦江畔。同行的还有上海市委书记吴邦国和市长黄菊，两位正值壮年的地方大员，扛着“再造上海”的重任。

列车进站那一刻，站台上并没有刻意张扬的仪式。邓小平一步一步走下车梯，两侧护卫紧随。他的目光先掠过站顶的钢梁，又扫向远处密集的建筑群，像是要把上海的天际线牢牢记进脑海。有意思的是，站台边一名年纪不大的铁路职工说：“老人家看得仔细，连新换的信号灯都注意到了。”

紧接着两天，考察行程排得满满。南浦大桥的主塔在天空下如白帆高扬，1991年通车至今仍是沪上人津津乐道的工程奇迹。杨浦大桥刚合龙不久，主跨602米，“世界第一”的称号令参建者自豪。邓小平在桥面上站定片刻，低声道：“喜看今日路，胜读百年书。”一句即兴吟诵，随风飘散。

浦东新区更是重头戏。1990年4月18日，中央宣布开发浦东。四年过去，高楼尚未成群，遍地塔吊已然昭示未来方向。同行干部汇报时提到一句老话——“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间房”。邓小平笑了笑：“观念会变的。”这一笑，像是替浦东按下了快进键。

年三十晚上，市委领导登门拜年。寒暄之后，邓小平点名黄菊，上车前拍着他的手腕，语速不快却极为坚决：“要抓住二十世纪的尾巴。上海有条件，上得快一点。”黄菊应声：“一定努力。”言语不多，却重若千钧。多年后他仍提到，那一握“像火烙在心口”。

黄菊1938年生于上海，祖籍嘉善。18岁考入清华大学电机工程系，毕业后直接扎根车间。可控硅电炉自动配电装置、超功率运行变压器……一项项技术革新让他在行业里小有名气。1983年，他被破格提拔进市委常委，旋即兼任市工业党委书记。在那批“青年才俊”里，他既是工程师，也是组织眼里的“实干派”。

九十年代初的上海并不光鲜。狭窄街巷、棚户成片、公交拥挤、道路易淹。1991年8月一天暴雨突至，虹口区水漫膝盖。黄菊乘车前往泵站，中途车辆熄火，只得改坐公交。车厢里人声鼎沸，有人认出市长，半开玩笑地说：“市长也挤啊？”黄菊抹了一把雨水：“一起想办法，路不修好谁都跑不了。”

马路改造由此启动。旧“四车道”扩成“六车道”，涉及动迁近两万户。为减少摩擦，他连夜开会修改方案，硬是把动迁数降到一万三千户。华山路、四平路、江苏路……一条条主干道接连拓宽，紧接着高架路、外环线相继动工，城市骨架开始舒展。

住房问题同样棘手。卢湾区8平方公里挤进40余万人，棚户里“走一步碰两肩”是常态。拆旧筑新，资金缺口成横亘难题。黄菊提出“土地批租”模式，用增值地价反哺安置房。有人担忧风险，他拍板：“试试看，把账算细。”香港开发商与本地国企联合，一边育绿地，一边保里弄风貌。改造完成后，人均居住面积从不足6平方米提高到15平方米，老街虽老，水电气管网却是全新的。

1995年，黄菊把目光投向大海。长江口内港只能容12.5米吃水船舶，世界货轮已迈向15米以上。他登上港监船，沿江巡至东海，反复比对水深、泥沙、航道。洋山岛呼之欲出。问题随之而来：行政区划属浙江，投资体量巨大，航道疏浚复杂。黄菊在汇报中写下一句：“必须跳出上海看上海。”最终，沪浙两地共管、中央支持的方案落地。2005年12月11日，洋山深水港正式开港，年通过能力五年后即突破千万标箱。

投入巨额建设的同时，黄菊常被同事称作“抠细节的人”。1985年，他突然询问主管财贸的干部：“卫生纸怎么老缺货？”对方一时愣住。几天调查才发现原料紧张。问题解决后，他才松口气；理由很直接，“百姓日用不可缺。”

工业、城市、民生三线并举，上海GDP在1991年为893.77亿元，到2000年跃升至4771.7亿元；城建投入同期增长九倍。更难得的是，常住人口人均可支配收入在十年间翻了四倍多。数字之外，公交班次加密、污水处理率上升、绿化覆盖率稳步提高，老百姓切身感受最真实。

2005年底，洋山港开港当天，黄菊站在观礼台边，对身旁记者轻声说：“十年功夫，总算交卷。”谁也没料到，半月后他突发重病，次年6月2日病逝，享年六十九岁。骨灰最终回到上海福寿园，长眠于曾经日夜奔忙的城市。

回望1994年冬夜那句嘱托，“二十世纪的尾巴”只剩短短六年；抓住它，谈何容易。可事实证明，上海抓住了。邓小平那一声提醒，黄菊用一系列看似“折腾”的大动作作出回应。桥梁、高架、深水港，乃至一卷卷拆迁图纸，都是最直接的注脚。岁月远去，黄浦江水依旧奔腾，那一段奔忙的身影却早已定格在历史长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