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汝京离开中芯和台积电后，如今怎么样了

2000年4月，一位叫张汝京的台湾半导体专家，带着工程师和技术骨干，从海峡对岸来到上海张江。他们在一片农田和鱼塘边上，打下中芯国际的第一根桩。

当时的背景，现在回想起来依然觉得窒息。那是个人电脑开始普及、手机即将爆发的黎明前夜，全球电子产业的心脏——芯片，却几乎被美国、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垄断。中国大陆的电子制造业，用业内一句略带苦涩的自嘲来说，就是“八个亿的衬衫换一架波音飞机”。我们造得出漂亮的壳子，却造不出里面最核心的那颗“芯”。

更残酷的是技术封锁。西方世界有一个名为《瓦森纳协定》的出口管制机制，像一道无形的铁幕，将先进的光刻机、蚀刻机等芯片制造设备牢牢挡在国门之外。你想买？对不起，涉及“敏感技术”，民用也不行。那种感觉，就像你想学跑步，别人却连一双像样的跑鞋都不卖给你。

拓荒

张汝京就是在这样的时刻，做出了那个被后世反复提及的选择。在离开台积电前，董事长对他下了最后通牒。话很难听，但意思很直白：你要去帮大陆建芯片厂，就是跟这边划清界限。你在台积电这么多年攒下的股票、期权，价值几个亿，一步踏出去，就全部归零。

他的回答只有五个字，不要就不要。没有慷慨激昂的演说，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后来我采访过一位当时跟随他北上的老工程师，老爷子回忆说，张博士那天走出办公室的背影，挺得笔直，没有一丝犹豫。他知道前面是什么，是一片技术的荒漠，是国际巨头的围堵，是来自四面八方的怀疑和压力。但他更知道，有些事，总得有人去做。

为什么是他？张汝京不是愣头青。他1948年生于南京，长于台湾。他的半导体生涯始于1977年，那一年他加入了美国半导体巨头德州仪器（TI）。在TI的二十年里，他并非一直待在实验室，而是深入一线，从带领工人安装、生产、维修的基层“小工头”做起。这段经历为他日后成为“建厂狂魔”打下了最坚实的基础。

1990年左右，他跟随世界顶级的芯片工厂建设大师邵子凡博士，开启了全球建厂之旅。他的足迹遍布美国、日本、新加坡、意大利等地，参与建造和管理了超过10家晶圆工厂，练就了一身“开荒立桩，不出两年走上正轨”的硬本领，成为业内公认的“建厂高手”，也是芯片制造领域的顶级专家。后来受邀回台，是台积电建厂初期的核心人物之一。论技术，他是世界级的；论财富，他早已财务自由。用今天的话说，他完全可以选择躺平，享受人生。

触动他的，或许是一种更深层的东西。他的父亲张锡伦是冶金专家，亲身经历过国家工业积弱的年代。父亲曾对他说，中国人不缺聪明的脑子，我们缺的是工业的根基。这句话，像一颗种子，埋在了他心里。当他看到大陆庞大的市场、充沛的工程师资源，却因为缺“芯”而受制于人时，那种“憋屈感”和“必须做点什么”的冲动，压倒了对亿万财富的留恋。

中芯国际的起步，是一部真实的“拓荒记”。张汝京选中的厂址，在上海浦东张江，当时那里还是大片农田和鱼塘。据说建厂打桩时，还能闻到泥土和鱼腥味。资金是另一个难题。虽然得到了上海市政府和一些国资背景的投资，但相比动辄百亿美金起跳的芯片建厂成本，仍是杯水车薪。

张汝京使出了浑身解数。他利用自己在国际半导体界积累的人脉和信誉，全球“化缘”。从美国、欧洲、日本，甚至从台湾地区，一点点凑齐了二手但尚可用的设备。他提出了一个著名的“二手设备，一流工艺”策略。别人淘汰的生产线，在他手里经过改造和优化，竟然能生产出当时不算落后太多的芯片。这种极致性价比的打法，是中芯国际能在巨头夹缝中生存下来的关键。

人才是更大的挑战。大陆当时极度缺乏有经验的半导体制造人才。张汝京就从海外招募，从台湾地区吸引，同时在国内大规模培养。他建立了一套严格的培训体系，把他在德州仪器和台积电学到的世界级管理经验和工艺技术，毫无保留地移植过来。很多今天中国半导体产业的中坚力量，他们的第一课，就是在中芯国际的车间里上的。

暗战与代价

中芯国际的成长之路，远非一帆风顺。它从诞生之日起，就注定要闯入一个由国际巨头划定规则、充满专利地雷的丛林。最大的挑战，来自海峡对岸的老东家——台积电。

2003年，台积电在美国加州起诉中芯国际，指控其侵犯专利和窃取商业机密。这场官司旷日持久，像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中芯国际的头顶。诉讼不仅耗费巨额的律师费，更严重打击了投资者信心，阻碍了其与国际客户（尤其是美国客户）的合作。

2009年，这场漫长的诉讼以中芯国际败诉并达成和解告终。和解条件极为苛刻：中芯国际需要向台积电支付数亿美元赔偿，并出让相当比例的股权。而和解协议中最刺痛人心的一条是，创始人张汝京必须离开他一手缔造的公司。

我记得当年看到这条新闻时，内心五味杂陈。一位六十多岁的老人，放弃了亿万家产，忍受了九年的艰辛创业，最终却要以这样一种方式离开。业界一片唏嘘。有人说这是商业规则的冷酷，有人说这是技术后发者必然要交的学费。但当我后来读到张汝京离职时的内部信，里面没有抱怨，只有对同事的感谢和对公司未来的祝福时，我忽然理解了另一种东西——一种超越个人得失的“使命未竟”的托付感。

他的离开，并没有让中芯国际倒下。相反，这家公司在他打下的基础上，经历了阵痛、调整、重组，逐渐学会了在国际规则的钢丝上行走。它开始更加注重自主创新和知识产权积累，虽然过程缓慢而艰难。张汝京种下的那颗种子，已经破土而出，具备了顽强的生命力。

离开中芯，仍是“补芯人”

故事到这里，如果结束了，那只是一个悲情英雄的剧本。但张汝京的人生剧本，显然不是这样写的。离开中芯国际后，他并没有退休。用他自己的话说，我这一辈子，就干了一件事，搞半导体。只要还能动，就得继续干。

他转身投入了半导体产业链的更上游——硅材料和大硅片制造，创办了上海新昇半导体。为什么是硅片？因为这是芯片制造的“粮食”，而当时中国的大尺寸硅片几乎全部依赖进口，是另一个被卡脖子的关键环节。在他看来，中芯国际解决了“做饭”（芯片制造）的问题，但“米”（硅片）还得靠别人，这不行。

再后来，年过七旬的他，又瞄准了第三代半导体（碳化硅、氮化镓）这个新兴赛道，在青岛创办了芯恩集成电路有限公司。这一次，他尝试的是一种创新的“共享IDM”模式，旨在降低设计公司的门槛，推动整个产业链的协同发展。他似乎永远在寻找中国半导体产业最薄弱、最需要补上的那一环，然后把自己填进去。

在看采访时，这位精神矍铄的老人，谈起技术路线和产业瓶颈，眼里依然有光。那一刻我忽然觉得，他当年扔掉的那些股票，或许早已以另一种形式，增值了无数倍——它变成了大陆第一条8英寸芯片产线，变成了成千上万名受过训练的工程师，变成了一种敢在荒原上种树的精神火种。

回响

张汝京放弃的股票，按当时的市值和今天的台积电股价估算，价值可能是一个天文数字。但有没有人算过，他参与奠基的中国大陆芯片制造业，以及由此带动起来的庞大设计、封测、设备、材料产业链，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创造了多少产值，支撑了多少就业，避免了多少因“缺芯”而可能遭遇的战略风险？这笔账，无法用金钱衡量。

历史常常是由一系列偶然的选择构成的，但这些选择背后，又有其必然。张汝京的选择，源于他那一代知识分子深沉的家国情怀，源于对芯片产业规律的深刻认知，也源于一种朴素的责任感——看到国家需要，而自己恰好有能力，于是就去了。

芯片这一行，急不得，也停不得。需要的是耐心，是坚持，是板凳要坐十年冷的决心。二十多年过去了，中国芯的长征还在继续，但幸运的是，荒原上已经走出了路，后来者的脚下，多少有了一些前人铺就的碎石。这，大概就是一个选择所能拥有的，最厚重的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