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年滕代远参加国庆招待会，空军司令向他敬礼：我是您的学生马宁

1955年1月18日下午，东海上空阴云翻滚。三批轰炸机飞抵一江山岛上空后，迅速投下炸弹，岛上通讯天线被炸成残铁，守军指挥所瞬间失联。这次制空打击由空20师主导，机群返航途中，副师长马宁的左腿隐隐作痛，可他握着驾驶杆的手却格外稳。数小时后，登陆部队登岛，仅35分钟便拿下主峰。战后复盘时，参谋把圆规戳在马宁绘制的那张手绘地图中心，所有弹着点几乎重合。有人感叹：“没想到这位师长自己飞去侦察过。”一句话道出彼时空军骨干的稀缺，也道出马宁的胆识。

将视线推到19年后。1974年9月30日晚，北京人民大会堂灯火辉煌，国庆二十五周年招待会正热闹。滕代远拄着拐杖慢慢起身，他已是七十岁开外的全国政协副主席。多年没抛头露面，老友许德珩、周建人一个劲儿关心他身体，小声嘱咐着“可要当心劳累”。滕代远笑着点头，却悄悄寻找贴身警卫，准备撤离会场。忽然，一位身着空军制服的中将拦住去路，抬手就是一个干净利落的军礼。

“滕校长，您好！”声音洪亮。

滕代远眯眼端详，好像在翻旧相册，仍想不起这位将军姓名。“请问你是……”他低声发问。

“我是您的学生马宁，抗大六期。”军礼未收，声音未降。

滕代远这才恍然大悟，伸手回握，眼眶微红。简短寒暄后，二人并肩而行。马宁汇报空军现状，尤其强调飞行员平均放单飞年龄已由1950年的二十五岁降到二十二岁。滕代远点点头，语速不快却掷地有声：“空军得让敌人闻风而避。”

场面很快被人群淹没，可两代军人的电光火石已够传神。

若要弄清为何会出现这一幕，得回溯到1973年。那年初春，京城细雨，中央考虑新一届空军司令员。毛主席给出硬杠杠：“要能上天。”李德生自知不懂飞行，辞让之后，把目光投向兰州军区空军副司令员马宁。推荐信中只有一句：他自己会飞，而且敢飞。

2月下旬，马宁突然接到电话，要他次日赴京。彼时兰州军区空军人手紧张，他心里嘀咕：“我走了事情由谁担？”可军令如山，只好暂放工作。抵京后，叶剑英、李德生同他谈话，大致内容是“如果调你来空军，高层怎么干，基层怎么抓”。马宁没有立刻松口，只答：“若真要我来，最多去搞作战训练。”

几天后空军党委扩大会召开，周恩来主持。会议刚开始，总理点第一人名便是马宁：“多大岁数了？还能飞吗？”马宁起立作答。随后许多老战友递来眼神，他才意识到风向：自己将成空军最高指挥员。此刻，他四十七岁，左腿仍短右腿四公分，但驾驶图-4轰炸机仍可完成复杂机动。能否胜任，时间会给出回答。

马宁的飞行缘分得从1939年算起。那年冬天，滕代远奉命赴晋西北整顿部队，旋即调任抗大副校长。1940年春，抗大第六期开学，来自敌后根据地的学员里，就有河南沁阳青年马宁。学员中文盲、半文盲占将近一半，滕代远提出“合成军队指挥员要懂技术”，强调长远眼光。这段思想启蒙，让马宁把目光抬向天空。

抗日、解放两次负重伤，左腿短了四公分后，他却更执念飞行。1949年重庆解放，他卧床疗伤时翻到苏联小说《真正的人》，看到失去双脚的飞行员依旧能翱翔，便放话：“别人没脚都能飞，我只有腿短，凭啥不能飞？”1950年空军在陆军中挑骨干，他写申请信时连用三个感叹号。

体检是第一道坎。苏联军医发现他两条腿不等长，立刻判不合格。马宁托同乡老战友詹少联说情，勉强进入复检。最后的嗅觉测试只分辨出三瓶溶液，还是不过关。马宁顶着被刷下的风险回绝地勤安排：“要飞就飞，不飞就回陆军。”军医无奈：给他三百斤小米补养嗅觉试试。一个月猛练呼吸，结果通过。若干年后他说：“那三百斤小米没白吃。”

1950年7月，第一次穿上飞行服，他已三十五岁，是同班学员里年纪最大的，却第一个放单飞。苏联教官俄语教学，他强记硬背，笔记密得像蚂蚁。后来学校教员不足，领导干脆让他兼教员，在后座帮新手放单飞。等到1951年20师组建，他已是副师长，两年后升师长，并且仍坚持飞。

1954年夏，毛主席决定收复东南沿海岛屿。空军要为登陆部队清除障碍。马宁不放心地图资料，亲自驾机抵近侦察。参谋部急得团团转，最后只能派优秀机组陪同。侦察成果后来证明价值巨大——一江山岛战役打得干净利落，海军登陆时几乎没遇到成规模抵抗。

战后不久，他被授予上校，1964年晋升少将，成为中国首位真正意义上“能飞”的空军司令员。

1974年的招待会上，马宁与滕代远短暂交谈便分开。外宾、国内领导人来来往往，音乐声、掌声混在一起。离场时，马宁掏出笔记本，只写下一行字：抗大六期·滕校长·空军建设·必不辱命。

此后几年，空军加速换装，歼击机由米格-17换到歼-7，两栖演习首次出现立体火力协同。许多人只看到技术升级，却忽视背后的人。那位左腿短了四公分的司令员，依旧守着飞行计划表，常在夜里十二点批训练方案。警卫劝他休息，他摆摆手：“天黑了，神经才安静。”

滕代远晚年常对身边人提到那一晚。“学生比老师飞得高，是好事。”他的话里听不出骄傲，更多是欣慰。1974年的那抹军礼，就像一条线，把抗大的课堂与人民大会堂的大理石地面系在一起，从太行山到首都，从硝烟到霓虹，时间过去三十多年，师生情谊并未磨损。

汽笛声中，滕代远坐进吉普车，回身望了望灯火通明的大会堂。车子缓缓驶离，他抬手回敬了一个迟到的礼，目光随即沉入夜色。那一刻，北平城的秋风吹过长安街，也翻动了他记忆中那本泛黄的学员登记册——第一页，写着马宁三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