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次归队机会，文强只要把握住一次，就可能在1955年授衔将军？

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首已是百年身。这句话用在原徐州“剿总”前进指挥部中将副参谋长文强身上，那是再合适不过了，他在《口述自传》中不无遗憾地回忆：“让我写悔过书，我就是不写，这样，我二十六年半之后才特赦出来。（本文黑体字，除特别注明外，均出自文强《口述自传》）”

文强被俘时的身份是中将副参谋长，也是《特赦1959》中刘安国的历史原型之一，他在《决战之后》是以真名实姓出场的，而且还可能是那部电影的不挂名顾问之一，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他的口述自传中分析出来：“监狱长换了人，这个人在俄国留过学，叫姚伦，现在从公安部也退休了，他和我两个人还在一起拍过电影，是很好的朋友了。我每天在监狱里忙得很，当学习组长，又管墙报，管文艺，我们自己还成立了一个图书馆，我又在这里负责，过年过节，还写些纪念的文章。”

有人说文强把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称为“监狱”是不准确的，那是因为他们不了解高级战犯们并不总在功德林学习改造，特赦之前他们还在秦城监狱劳动过一段时间，各地战犯管理所有不同名称，文强说自己在监狱住过，一点都没错，但有一点我们一想要清楚，那就是秦城监狱的条件，比一般的地方都要好得多，沈醉在《我这三十年·一个军统特务的忏悔录》中也提到了秦城监狱，并对那里的条件十分满意：“1958年10月28日这一天，我和四十多个年轻力壮的同学，由功德林的几个干部陪同，来到京郊秦城农场劳动。这里的秋天像画一样的美，我们在秦城农场住的地方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既没有围墙，也没有铁门、铁窗，房间宽敞、明亮。每四五个人住一间，吃的伙食也跟干部们完全一样，花样多，副食丰富，比功德林强多了。”

在那特殊的十年，沈醉又重新进入了秦城（据说是为了保护他们免受冲击）：“我又回到七年前出来的那个地方——秦城监狱。快要到了的时候，我仔细看了一下1958年我和杜聿明、宋希濂等沿马路两旁栽种的刺槐和白杨树，比1964年公安部接我们三人回来向在押战犯介绍去东南和西北几省参观情况的时候，长高长大多了。”

据文强在《新生之路》中回忆，他们在那段时间里呆在秦城，就像进了保险箱，比在外面的康泽、王耀武、陈长捷舒服得多，但文强同时也承认，他要不是一步错步步错，根本就不会成为战犯，至于以他的资历，在1955年可能被授予怎样的军衔，那还真是笔者不敢想象的。

文强在转换阵营成为戴笠密友兼同事之前，还参加过南昌起义，护送过朱老总入川，这位南昌起义时的二十军第三师党委成员、少校连长，1928年到1931年担任过中共四川江巴兵委书记、中共四川省委常委兼军委代理书记、川东特委书记的高级干部，被捕后受不了组织审查，一气之下带着妻子周敦琬（文强说她是四川省委秘书长兼宣传部长，也有史料说她是江津县委书记）跑到上海去找他在黄埔时期的周主任诉苦，结果当时真赶上顾顺章叛变，上级组织换了联络地点和方式，文强并没有如愿跟组织接上关系。

文强跟当时的四川省委书记（一说为代理书记）吵了一架（文接受不了可能受到的“留党察看”处分），而当时党内似乎也有一些路线斗争，所以文强在彷徨中失去了第一次回归组织改写命运的机会。

文强当时在党内地位颇高，所以他是知道周主任落脚点的，他去敲门之后，里面实际是给了他出路指示的：“从门里面塞出张纸条来，我拿起来一看，纸条上面写了一个‘苏’字。”

文强认为那个“苏”字是让他去苏联留学，周敦琬则说那是让他们去苏区，熟悉那段历史并知道文强亲属关系的读者诸君，估计都会同意周敦琬的分析，因为文强负气离开四川来到上海的时候，中央苏区正在进行第三次反围剿作战，那时候苏区谁是主要领导，大家都知道。

不管文强是去了苏联还是去了苏区，他的人生轨迹都会改变，但文强两条路都没有选，却走了第三条路——他带着妻子回了湖南老家。

文强在湖南先当《岳麓日报》特约记者（每周一稿，每月薪水六十元）、《建设日报》副主编（后升任主编，每月薪水一百元），还办了一个“少年通讯社”和一个“湖南新闻事业促进会”，后来又把这个促进会转给了范长江——范长江是谁，读者诸君未必全都熟悉，但新闻工作者几乎没有人不知道他，笔者年轻时做梦都想得到“范长江新闻奖（2005年与韬奋奖合并为长江韬奋奖）”，但直到今天也没有美梦成真。

笔者虽然也写过一些曝光稿子，但却跟当年的文强没法比——文强写文章连当时的“湖南省主席”何健都敢骂，还为此被何健告到法庭上。

文强得罪了何健，在湖南难以立足，四川也去不了，只好去杭州谋求发展，结果在杭州遇到了黄埔四期的同学廖宗泽（曾任四川工农红军第一路军第一师政委、广汉起义军第一纵队政委，变节后曾任军统川康区副区长、成都行辕调查课课长兼四川省特委会主任秘书，1951年3月6日被抓后先入北京功德林，后移送到抚顺战犯管理所，1971年病逝），廖宗泽牵线搭桥，文强与戴笠结识并成为“好友”，直到戴笠坠机，文强才离开军统，，那时候他已经是军统少数几个中将之一了，文强在92岁高龄时忆及戴笠之死还十分感慨：“与我相处十二年，他对我是特殊的对待，我感到他对我是一贯的信任，一贯有礼貌。我没有向他求过官，却将我的官阶升得比他自己还高还大。”

戴笠活着的时候，是铨叙军衔少将挂中将职务军衔，文强的军衔比戴笠还高，那就是只能是铨叙中将了——铨叙中将担任什么职务都是中将军衔，而职务军衔中将也是换了岗位，可能又会变成少将。

文强在被胡宗南孙连仲两个少将推荐、戴笠运作、老蒋审批晋升中将之前，还有一次回归的机会，但他同样放弃了——国共合作期间，新四军政治部主任、黄埔四期同学袁国平找到了文强：““哎，你怎么还不归队呀？你晓得不晓得周主任在找你呀？周主任知道你的情况了，在延安给你平反了，要你去归队。”

文强追问：“要我归队，这通知到什么地方去了？”

袁国平回答：“送到四川了。”

文强遗憾：“我已离开四川多年了，有通知我也收不到啊，已经七年了。”

文强更遗憾地表示，他虽然已经平反，但却不能回归了，往后大家只能做朋友——文强当时正跟戴笠如胶似漆，后来还受到过老蒋两口子接见，并管只比他大十岁那个人叫了“师母”，跟老蒋的两个儿子也都搭上了关系，也就完全打消了归队的念头。

这就叫一步错步步错，文强连着走错了两步，最后在淮海战场被俘，进了战犯管理所学习二十多年，弯弯绕绕又回来了：1975年文强获得特赦后担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文史专员、文史专员学习组组长、文史军事组副组长，已经不可能获得任何军衔了。

文强属于歧路之亡羊，在三岔路口做错了选择，他本人有没有后悔，那是不需要问的，读者诸君根据相关史料，一定会产生联想：如果文强收到那个“苏”字后去中央苏区，正好赶上第三次反“围剿”，以他的资历和能力，可以担任哪一级指挥员？如果文强得知自己已经平反后脱离军统去延安，可不可以在八路军当作战参谋或在克公的社会部任职？这两次机会文强把握住一次，1955年可能被授予怎样的军衔？